次子陈乔年

    陈乔年于1925年春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他一到北京，就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与担任区委书记的李大钊一起工作。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参与中共北方区委的重大决策，并同李大钊、赵世炎等人一起，为发动各界群众与北洋军阀政府斗争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离京南下，并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在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上，陈乔年和他的父亲陈独秀、胞兄陈延年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父子三人同时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党的五大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陈乔年留在武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代理部长李维汉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作为中央委员，陈乔年出席了党的八七会议，并表示完全拥护会议对自己父亲的错误所作的批评，拥护党确定的新的方针政策。八七会议后，陈乔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又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告密，陈乔年在开会时被捕。从被捕的第一天起，陈乔年就清楚地知道，由于他担任了党的重要职务，又是陈独秀的儿子，必死无疑。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同敌人作斗争。当他的身份暴露后，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费心和花钱，同时继续在狱中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龙华的枫林桥畔，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6岁。

    陈独秀得知自己的又一个儿子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后，极其悲痛。这个性格刚强的硬汉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陈延年、陈乔年牺牲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道。她一直为他们两个的安危担忧。为了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长女陈玉莹来到上海。不料，陈玉莹到上海得知哥哥延年和弟弟乔年都已牺牲的消息后，由于伤心过度，一病不起。就在乔年牺牲的同一年，玉莹也病死在上海宝龙医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三个亲生骨肉接二连三地惨死，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万分悲伤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三子陈松年

    窑厂工作30年，1980年退休

    陈独秀一生中，曾于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日四次被捕，先后坐过北洋军阀政府、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政府的监狱。陈独秀不畏惧坐牢，在狱中，始终保持着昂扬正气，铮铮铁骨，不向敌人屈膝投降。陈独秀言语不多，不善辞令，但他的一身正气和硬骨头精神却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子女。

    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后，国民党最高法院于1933年6月底以所谓“进行叛国的文字宣传”之罪名，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随即，陈独秀被关进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名老虎桥监狱）。之后，他的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都曾去监狱探望。

    陈松年第一次去南京探监时，由于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亲，悲喜交加，激动得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唯有伤心落泪。这时，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严厉训斥他。陈独秀对这个多年不见的儿子所讲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在一般人看来，陈独秀这样做似乎不近人情，其实，这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自献身革命以来，他虽犯过不少错误，走过不少弯路，但有一点却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从不向恶势力低头，从不因处境艰难而悲观失望。自身如此，他当然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表现得过于懦弱，看到儿子伤心落泪，便免不了加以训斥。以前，陈松年虽然多次听祖母、母亲及其他人说过父亲的倔强脾气、坚强性格，却从未直接感受过。这一次，他总算亲自领教了父亲的厉害，而且印象至深，永世难忘。后来，陈松年同父亲接触多了，耳濡目染，学到不少东西。他虽然没有像父亲那样经历过大风大浪，但在自己的一生中，也遇到了不少艰难曲折，每次他都能像父亲一样，刚正不阿，泰然处之。陈松年常对自己的子女说，人要知足常乐，遇事要想得开。还说，人生在世，一定要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陈松年曾做过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在抗战时期，又随父亲到达武汉、重庆、四川江津，饱经战乱之苦。1942年5月陈独秀病逝江津后，他妥善地料理了父亲的后事。1947年又将父亲的灵柩由四川移至安庆市郊安葬。1949年春天安庆解放后，陈松年起初在街道义务帮助做行政工作。后来，街道办了工厂，他就选择到又脏又累的窑厂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从未调动过，直到198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