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战略步骤

在打破苏联包围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按照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确定的战略思路，并根据不同形势和不同阶段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步骤，有所侧重地开展工作，一步一步地打破了苏联的包围。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面对来自苏美两个方面的威胁，毛泽东等确定外交工作的重点是争取亚非拉特别是亚非国家的支持；同时以法国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同西欧及日本关系的改善。在亚洲，中国大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和平统一的斗争、支持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为加强同亚洲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分别多次访问所有已建交的亚洲国家，并邀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访问中国，通过友好互访，增进相互的了解和友谊。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朝鲜、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柬埔寨、也门、印度尼西亚、蒙古等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或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处理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一方面坚决予以反击，同时努力把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并使它很快平息下来。对非洲，中国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主义的斗争，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

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同1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几内亚、加纳、刚果（布）、马里、坦桑尼亚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中国无条件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真诚愿望，与苏联有条件的援外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赢得非洲人民的信赖，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威望，为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中国在继续发展同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关系的同时，以法国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同西欧、日本等国关系的发展。1964年，中法建交，在世界引起震动，被西方媒体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与此同时，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也开展了多层次的往来，发展同他们的贸易关系；中日关系也从过去的“民间先行”转入“半官半民”的阶段，为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外交成就，不仅宣告了美国孤立和反对中国政策的破产，而且打击了苏联企图通过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包围中国的阴谋。

（二）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面对苏美加紧争夺世界，苏联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形势，毛泽东等确定“联美抗苏”的外交方针，将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积极改善中美、中日关系上。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毛泽东提议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同年7月和9月，陈毅等先后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两份研究报告送交中央。这两份报告提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陈毅还提出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参见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2、87页。)这时，急于对付苏联的美国政府也做出一系列姿态，以缓和中美关系。陈毅等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动向，引起毛泽东等的高度重视。从这时开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重要条件。毛泽东曾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正如毛泽东所判断的那样，中美关系的改变，带来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变化。1972年3月中旬，中英之间自1954年建立起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关系。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国家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随后，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仅1972年一年，中国就先后同包括日本在内的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