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美国由于长期对外扩张，特别是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实力遭到严重削弱，而苏联趁机加紧扩军备战，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逐渐趋于平衡，美国的霸权主义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加强同苏联的争夺，美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二是苏联利用自身实力的增长，进一步在亚洲地区进行扩张，并陈兵百万于中苏和中蒙边界，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根据这种形势，中国的战略重点，从同时反对“两霸”变为主要对付苏联一方。周恩来对此曾指出：“两霸争夺，着重反对哪个霸，因为地区不同、形势不同，情况也不同。”(周恩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3月30日。)因此，“斗争的口号、方针得经常考虑。”(周恩来接见北京市委常委的讲话记录，1972年7月5日。)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他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要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邓小平后来告诉美国朋友，毛泽东制定的这个战略方针“是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苏霸的统一战线”(邓小平会见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84年2月22日。)。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1页。)对“三个世界”理论，周恩来、邓小平都十分赞成，并在许多场合作过明确的解释。邓小平说：“过去有一个阶段人们喜欢世界大体上划分为两个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以及中间地带。现在这种划分已不能反映现实的政治状况。”(邓小平会见尼日尔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7月20日。)“国际形势中的新问题主要是三个世界的划分，这是制定国际范围的战略和策略的出发点。”(邓小平会见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6月5日。)他还特别强调：三个世界的思想主旨，即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4年4月10日。)。

对于第一世界，即苏美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是可以利用的。1972年他在同周恩来等的一次谈话中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利用一方，任何一方不要两面作战。”(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24日。)周恩来也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他指出：“他们的矛盾没有解决，我们能不能利用一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应该利用嘛!敌人有矛盾，可以利用矛盾，我们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嘛，敌人的矛盾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这是我们过去斗争几十年的经验。”“我们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但是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使他们不能那样容易合作打我们。”(周恩来在全国人防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8月23日。)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更加具体地指出了中国扩大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目标和范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重点，拓展了国际合作的空间。

概括起来说，中国在自身进行反侵略准备的基础上，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重点依靠亚非拉国家人民的支持，团结和争取欧洲和日本，充分利用苏联和美国的矛盾，构成了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的战略思路。

三、打破苏联包围的重要战略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