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邓小平等对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考

如何应对苏联对我国的包围态势呢？

毛泽东等认为，必须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有全面、正确的了解，对其对中国的威胁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指出，苏联对中国实行的战略性包围看上去是针对中国的，但其实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苏联的全球战略最本质的问题是苏美两霸的争夺。在争夺中，相比较而言，美国在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处于进攻地位。邓小平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目标是霸占所有的地方，结果变成一个大胖子，苏联现在每前进一步，都从你这个大胖子身上刮下一层油。”(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时的谈话记录，1975年6月8日。)

根据这种判断，毛泽东、邓小平等认为，对付苏联，“中国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而要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6月7日。，在战略上要做好内外两方面的准备。对内，就是不得不进行备战防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多次讲过，“准备它早发动战争，有备无患”(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记录，1977年9月10日。)。“我们宁可警惕性高些，看到危险，才能努力想办法消除危险。”(邓小平会见日本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时的谈话记录，1981年1月11日。)“只要你放松警惕，它就来了。这是我们对战略问题的总看法。”(邓小平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时的谈话记录，1974年9月18日。)对外，就是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霸权主义。

毛泽东曾强调：“要团结多数人，要影响多数人，团结多数人，绝大多数的人，这是战略问题。”(毛泽东会见新共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主席威廉斯及夫人、澳共（马）主席希尔等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3月14日。)邓小平也指出：只靠某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要有几种力量连在一起对付它才行”(邓小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5月4日。)。邓小平还不止一次地对外国朋友讲：“我们主张大家联合起来，协调我们的行动，协调我们的战略，来对付这个霸权主义。”(邓小平会见阿根廷总统魏地拉时的谈话记录，1980年6月7日。)“要争取更多的朋友才比较好。即使不能成为朋友，争取更多的国家中立也是比较好的。”(邓小平会见扎伊尔新闻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78年6月14日。)

由于苏联和美国在外交战略上都有一个变化过程，因此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等对在世界范围内应该依靠谁、争取谁、团结谁、打击谁，在战略思路上也有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这种战略思路的调整，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这个阶段的形势是：苏联继续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针，对中国则逐步采取孤立和包围政策。而美国对中国仍抱敌视态度。根据这种形势，毛泽东等确定了同时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霸权主义，并准备对付“四面八方”（包括日本、印度等国威胁）的战略方针，提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坚决反对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口号(参见《人民日报》1966年5月15日。)。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明确地把苏联和美国一起作为中国的敌人来反对。在联合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根据毛泽东的分析，第一中间地带国家是中国反对苏美两霸的直接同盟军，第二中间地带是间接同盟军。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