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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五次发脾气

发布时间:2010-11-24 14:4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足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那些日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恩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禁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5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慌慌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抬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间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像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作者: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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