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是隐现于诸多新闻事件之中的一个关键词。

　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批评。

　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大趋势是打破各种“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传统的身份社会日益瓦解，新的社会规则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人们的身份转换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当今社会“身份”的作用，如何打破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身份壁垒”，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份认同，协调利益关系，让整个社会在新的基础上有序运行？本期“时事观察”，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刚一起探讨。

　改革开放就是要冲破身份藩篱

　　有学者说，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为什么要打破“身份”？从历史经验看，打破“身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讲过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from status to contract（从身份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

　　历史学家瞿同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人的发展状况和人格状态均受身份限制，决定命运的因素来自于外而不是来自于内。理想的社会，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大家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遵照大家都同意的法律来行动。《共产党宣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人常说的法治社会等，精神是相通的。用契约取代身份，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其实质是人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身份社会色彩浓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城乡分割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身份，“城里人”又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职工内部又分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等身份。身份很难改变，且决定个人命运。种种身份，画地为牢，束缚思想，抑制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种种身份藩篱，调动起了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每年有上亿的农民进城打工，有些人已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普通工人和农民也可报考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之间的鸿沟日益弥合，人员单位所有制已成为历史，双向选择成为常态。

　　旧有的身份传统如封建宗法意识、家族关系，政治身份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无不受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契约关系越来越普及，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束缚人的身份藩篱在改革开放中受到冲击和荡涤，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石秀印：从人们的生活体验来看，是奋斗管用还是“爸爸”管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行动。比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能够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期待，将怨恨、不满转化为“出人头地”的动力和行动，带来创新活力。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决定，向上流动渠道稀少，各种争取和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丧失希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转而对抗社会。所以，打破“身份”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