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8日刊发长篇报道《“我不想一直穷下去”》,报道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艰难的处境。这个人群目前还十分庞大,权威披露,按照2009年确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标准,全国尚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困扰他们的不仅仅是苦难的生活,更是改变的艰难,正像贵州农民张中周说的那样,“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
尽管希望摆脱贫穷的努力,一直明明灭灭,照亮着、支撑着弱势群体无比艰难的人生。然而,现实地看,这一群体改变命运的路径注定十分艰难:家里穷——孩子接受不到良好教育——找不到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收入低、过着和父辈类似的生活。于是,在这样“穷成为穷的原因”的恶性循环中,没有机会、或者机会很少的底层民众,大概只能在贫穷的漩涡中苦苦挣扎。
我曾经沿着明长城的线路穿越北中国九个省份的偏僻农村,那应该是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迥异的另一世界,差异之大,惊心动魄。在很多地方,固然也能感受到有着怀乡病的文人学者所追慕的那般田园风光,人们都自由、舒缓、随性地生活着。但是,更普遍的却是农民艰难的生存状态。像《人民日报》记者披露的那样,一家人穷尽一生辛劳,往往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困境。
当然,也有一些富裕的农民,但大都是“有门路的”,也就是与权力或市场有着某种关联者。比如说,那些开矿的人,不是外地老板就是本地有权势的人家,一般农户,基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即使想去当地矿井挖煤也很难实现,老板因为担心本地人出了事不好善后而不愿接受。
农村如此,城市居民之间的割裂感也在加深。很简单,在一个城乡日渐一体化、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产品都需要支付高价的社会,底层民众要么无力支付,只能听任贫穷的代际传递;要么勉力支付,因病致贫,或者一家人省吃俭用供养子女读书,到头来却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连偿还学费都成问题。
改变的希望在哪里?在起点已然不平等的情况下,机会的平等则变得至关重要。而这,只能依靠政府的制度设计来实现。现阶段,与中国经济腾飞相伴的后果是,居民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越来越突出,这就使得依旧依赖劳动报酬维持生活的民众与富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特别是,“富是富的理由”因为契合了某种急于发展、超越的思路,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一种主流意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追捧、政策的倾斜。此种追捧和倾斜的具体表现是,富人正在把持主流话语权,并对政府决策产生深刻影响,其意见和建议不仅容易传达出来,也容易被迅速放大而引起政府高度关注,并在实际上形成某种紧密或松散的政商联盟、精英联盟。一方面,寻求政策的正当性,固化既得利益;另一方面,谋求决策话语,继续攫取潜在利益。
这些努力不仅使得少数人汲取了很大一部分社会财富,也断送了大多数人的发展机会,直接遏止了底层人士的向上流动,使他们在“穷”的代际传递中继续穷下去。事实上,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国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是一种必然,但是,这种增加不能以断送穷人的发展机会为代价。那样,只能使得社会财富急剧聚集、社会人群产生分化,社会关系发生断裂,从而增加社会的不安定。(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