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8日刊发长篇报道《“我不想一直穷下去”》，报道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艰难的处境。这个人群目前还十分庞大，权威披露，按照2009年确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标准，全国尚有3597万绝对贫困人口。困扰他们的不仅仅是苦难的生活，更是改变的艰难，正像贵州农民张中周说的那样，“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

尽管希望摆脱贫穷的努力，一直明明灭灭，照亮着、支撑着弱势群体无比艰难的人生。然而，现实地看，这一群体改变命运的路径注定十分艰难：家里穷——孩子接受不到良好教育——找不到有发展潜力的工作——收入低、过着和父辈类似的生活。于是，在这样“穷成为穷的原因”的恶性循环中，没有机会、或者机会很少的底层民众，大概只能在贫穷的漩涡中苦苦挣扎。

我曾经沿着明长城的线路穿越北中国九个省份的偏僻农村，那应该是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迥异的另一世界，差异之大，惊心动魄。在很多地方，固然也能感受到有着怀乡病的文人学者所追慕的那般田园风光，人们都自由、舒缓、随性地生活着。但是，更普遍的却是农民艰难的生存状态。像《人民日报》记者披露的那样，一家人穷尽一生辛劳，往往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困境。

当然，也有一些富裕的农民，但大都是“有门路的”，也就是与权力或市场有着某种关联者。比如说，那些开矿的人，不是外地老板就是本地有权势的人家，一般农户，基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即使想去当地矿井挖煤也很难实现，老板因为担心本地人出了事不好善后而不愿接受。

农村如此，城市居民之间的割裂感也在加深。很简单，在一个城乡日渐一体化、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产品都需要支付高价的社会，底层民众要么无力支付，只能听任贫穷的代际传递；要么勉力支付，因病致贫，或者一家人省吃俭用供养子女读书，到头来却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甚至连偿还学费都成问题。

改变的希望在哪里？在起点已然不平等的情况下，机会的平等则变得至关重要。而这，只能依靠政府的制度设计来实现。现阶段，与中国经济腾飞相伴的后果是，居民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越来越突出，这就使得依旧依赖劳动报酬维持生活的民众与富人的差距越来越大。

特别是，“富是富的理由”因为契合了某种急于发展、超越的思路，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一种主流意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追捧、政策的倾斜。此种追捧和倾斜的具体表现是，富人正在把持主流话语权，并对政府决策产生深刻影响，其意见和建议不仅容易传达出来，也容易被迅速放大而引起政府高度关注，并在实际上形成某种紧密或松散的政商联盟、精英联盟。一方面，寻求政策的正当性，固化既得利益；另一方面，谋求决策话语，继续攫取潜在利益。

这些努力不仅使得少数人汲取了很大一部分社会财富，也断送了大多数人的发展机会，直接遏止了底层人士的向上流动，使他们在“穷”的代际传递中继续穷下去。事实上，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国民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是一种必然，但是，这种增加不能以断送穷人的发展机会为代价。那样，只能使得社会财富急剧聚集、社会人群产生分化，社会关系发生断裂，从而增加社会的不安定。（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