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十大元帅中，叶剑英进入党政军高级领导岗位的时间是比较晚的，直到1966年，虚龄70岁的他才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叶剑英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中，叶剑英多次身处逆境、低谷，甚至险象环生。期间，他经历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1969年的“战备流放”、1976年的“因病”挂职。这段历史，更增添了叶剑英晚年政治生涯的传奇色彩。本文主要记述的就是他被“流放”湖南前后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一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鉴于中苏关系的紧张，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准备打仗”。是年9月，全军召开战备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军队不要松懈”的指示，以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10月，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北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级干部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武汉。两天后，林彪也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苏州。17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西郊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休息室，召集董必武、朱德、叶剑英、陈云、陈毅、邓子恢、李富春、张鼎丞开会，宣布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20日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18日，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以电话方式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即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并引起了极大震动。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紧急传阅）的方式向住在武昌东湖的毛泽东报告。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尽管林彪这个“紧急指示”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针对苏军有可能入侵的估计作出的，但这样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造成既成事实，即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毛泽东很不高兴，从汪东兴手里接到这个“紧急指示”时，亲手划燃火柴将它烧掉了。

　这就是当时战备疏散的特殊背景。然而，既然是紧急战备，准备打仗，却把最富有指挥经验的人“疏散”，林彪集团显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先已判断中苏发生大战可能性不大的叶剑英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却看得明明白白：这是把他们赶出北京，实行隔离监视，分而治之。实际上，许多被“疏散”的中央领导也心知肚明。当时康克清就问过朱德：“真的要打仗吗？”朱德淡然一笑，说：“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大战之前，总会有很多征兆、迹象。现在根本看不到任何战争的预兆、迹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969年10月20日，叶剑英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同机还有原内务部长曾山。出发前，周恩来曾亲自向湖南省领导人打电话说明：叶帅到湖南要搞些调查研究，要尽量照顾好他的生活。然而，林彪集团却通过部队系统交代：对叶帅要保持距离。因此，叶剑英在湖南期间，当地领导人对他很冷淡，除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和副政委李振军外，很少有人来看望他。1981年10月15日，叶剑英在一份有关材料上批示说：“我二月逆流贬居长沙，当时黎原同志任四十七军军长，驻长沙。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来往，在看人看事上有独到见解。”叶剑英在战备疏散近300天的行踪和驻址，大体如下：1969年10月21日至12月16日，在长沙住省委招待所蓉园1号；12月17日至23日，到岳阳调研；1970年1月下旬，经向周恩来报告，离开长沙南下广州医治牙病，农历除夕看望董必武；2月中旬，从广州返回长沙；3月，被以毛泽东要来长沙为由，从长沙迁往湘潭，住军队招待所；7月16日，接到中央通知，从湘潭赶到长沙机场，飞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