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自我调整、国内矛盾大大缓和之后,苏共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仍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例如,勃列日涅夫仍然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28],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奉行“冷战”政策。几乎在这一时期召开的历次苏共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都会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要求“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动进攻”。[29]这表明苏共并没有做到意识形态层面的与时俱进,当然也不可能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二是心理层面。由于和资本主义世界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苏共领导人有一种经常受到威胁的感觉,十分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国际资本的包围,始终存有对资本主义世界、对“想象中的外部敌人”的高度警惕。关于苏联紧张的国际环境,有学者就曾坦言:“苏维埃国家从本质上讲始终是不安全的。它的缔造者们认为除非他们所发动的并使他们掌权的革命在其他国家也取得成功,他们的政权是没有安全可言的。”[30]这种“威胁感”和“不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苏共对资本主义及其价值的排斥心理。日本学者青井和夫曾就类似“威胁”的敌意的影响发表评论说: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通常会产生这样的行为,即“作为对应矛盾、紧张的对策,把不理想事态的责任推诿于某些责任主体,力图通过对他们的损害或排斥来摆脱危机的燃烧着敌对信念的集合行为”。[31]因此,在苏共把资本主义看作威胁时,它也就很自然地把资本主义描绘为一切罪恶的渊薮,并产生排斥资本主义一切的极端心理。
四、结语
由于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阻力、政治体制安排方面的缺陷、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张关系等原因,苏共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当然,苏共不能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政治领导人的素质、普通党员的责任意识、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地思考。值得说明的是,由于苏共没有能够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不能做到与时俱进,不能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致使一个看似强大的执政党却没有什么免疫力,一经遭受“公开性”的冲击,便在顷刻之间瓦解了。其教训之深刻,后果之惨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反思。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 郝宇青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69页。
[2]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785页。
[3]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19页。
[4] [西]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5页。
[5]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31—132页。
[6]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213页。
[7] [苏]斯大林:《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2月9日)》,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21页。
[8] [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12页。
[9]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就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91页)罗曼·罗兰通过对苏联的访问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苏联过分低估了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参见[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第113页)
[10] [俄]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莫斯科2001年版第251—252页。
[11][12] 周尚文等:《苏共执政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206、227页。
[13] [英]马克斯·H.布瓦索:《信息空间——组织、机构和文化中的学习框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14]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15] P.G.Roeder,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17.
[16] [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8页。
[17]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34页。
[18] 转引自[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第371页。
[19] [俄]尼·马斯洛夫:《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质》,莫斯科1990年版第35页。
[20] [俄]格·伏尔科夫:《复活·斯大林是怎样成为伟大哲学家的》,载《苏维埃文化报》1988年6月 7日。
[21] [印]泰戈尔:《俄罗斯书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2]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23] G.Grossmann,“The ‘Second Economy’ of the USSR”,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26,5,1977.
[24]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页。
[25] [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26] [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27] [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28] 《勃列日涅夫言论(1971年)》第7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页。
[29] 《苏共中央1968年四月全会决议》,载《真理报》1968年4月11日。
[30] [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31] [日]青井和夫:《社会学原理》,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