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苏共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学习型的政党呢？在全苏联的普通党员和老百姓基本上成为了如泰戈尔所说的“会动的木偶”[21]的情况下，说苏共是一个“诠释型”的政党倒是比较贴切的。这样的党是不可能有活力的，是不可能创造出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曾于1988—1991年间任苏联克格勃主席的弗·亚·克留奇科夫在谈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情况时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高级领导层对改革无动于衷和消极等待的态度，像危险的病毒一样出现在社会上，并很快传染开来。不管谁有大胆的设想或有新奇的建议，都不想冒昧地去实现它。大家就这样在原地踏步，在沉默中等待”[22]。

　　值得一提的是，和苏联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安排相适应的另一种制度安排是任命制。在任命制之下，党政官员们的政治命运直接取决于上级的意志，这不仅造成了苏联整个党政系统的不良倾向，即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而且更使得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表示政治忠诚成为生存之道。对此，G.格罗斯曼就指出，一个人一旦成为苏共权力机关的一员，那么他就要献给组织以忠诚和服从，组织则给他以职位、晋升和物质上的好处。[23]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党政系统的官员们又有谁胆敢去反对上级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呢？到处都充满着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党员干部的党，怎么可能建设成为一个学习型的政党呢？因此，任命制以及它所产生的政治忠诚原则，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一起，构成了苏共成为学习型政党的障碍因素。

　　三、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张关系

　　尽管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张和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仍然借鉴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这是一个成熟的制度和政党应有的理性态度，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应成为其中的障碍。应当说，苏共要建设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是必要的。然而，苏共却因它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张关系，在进行这种批判时不恰当地陷入了一种极端的政治思维之中，把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看作是“谁战胜谁”的对立和冲突，从而造成了苏共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拒斥，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阻止了苏共建设成为学习型政党的可能性。这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来认识。

　　一是价值和观念层面。毫无疑问，苏共把自己的价值看作是普适性的价值，把自己看作是“神圣真理或历史真理为一方与根本谬误为另一方之间大搏斗的卫道士”[24]。既然自己是正确的，那么资本主义也就成了错误的代名词。因此，苏共把资本主义的一切统统看作“是放出道德恶臭的东西”[25]，并不加具体分析地加以拒斥，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既然资本主义意味着虚伪、腐朽、堕落和谬误，那么苏共还有什么理由要向资本主义学习呢？既然苏共的价值追求和历史使命是破坏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苏共还有什么理由去重复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内容呢？法国学者路易·迪蒙指出：“任何社会主义的要求都需要人们用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下流行的精神标准不同的另一些标准来判断社会现象与经济现象。”[26]这一解读放在苏共身上是十分恰当的。霍布斯鲍姆针对两大世界价值观的对立发表评论说：20世纪的人们“都习惯用二元对立思考，将现代工业经济分成‘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两种不能并存、相互排斥的绝对选择……一个代表着以苏联为模式的经济体制，另一个则把其余的全部照单齐收”[27]。从实际情况看，这种极端心态在苏共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奉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那么在苏共领导的国家就只能实行国家主义统领下的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制度；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实行议会制、奉行三权分立原则，那么苏共领导的国家就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奉行议行合一的原则等。苏共认为，这种和资本主义的区分是容不得半点含糊的，因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人们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的余地。这在实际上就把资本主义的一些合理因素拒之门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