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体制安排方面的缺陷

　　美国学者P.G.罗德指出：从苏共承担的历史使命来看，它执掌的政权将是以除旧布新为指向的。[15]查尔斯·林德布洛姆也指出：苏共本来具有“一种覆盖全社会的用于创新的特殊的机构建制” [1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共本来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政治组织，并具有成为学习型政党的制度基础的。但是，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苏共却逐渐失去了其执政初期的创新热情，也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苏共在夺取政权过程中以及当政初期富有创新精神，而在巩固了政权之后却会形成一种抵制创新、害怕创新的态度呢？笔者以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和苏联政治体制安排方面存在缺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苏联政治体制安排方面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也可以用“一把手”政治来概括。小自单位，大到国家，党的书记都是“一把手”，并享有各个层级的最高权力。由于在取得政权之后，苏共演变成了一个具有官僚机构特征的组织，因此而形成了一个权力的金字塔：总书记控制政治局，政治局控制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控制苏共，而苏共作为先锋队控制政府和所有党外组织。[17]其中，党的总书记位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全苏联的“一把手”，拥有绝对的、最高的政治权力。

　　这样的政治体制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苏共不能成为学习型政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政治体制安排之下，很容易产生“权力=真理”的情况，权力多大，就拥有多少真理，而绝对的权力便拥有了绝对的真理，而且绝对权力的拥有者也在追求着成为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象。在这种绝对权力和绝对真理的情势之下，只有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领导人才有思想的权力，只有他能够发明思想，只有他能够成为思想家和理论权威，而其他所有的人只能学习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只能跟着最高领导人走，并用他的思想来解释历史和现实问题。对此，美国学者D.史华慈就明确指出，在苏联，“党的领导垄断了对社会发展的唯一科学理论的解释和应用”[18]。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苏共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的。

　　最高的政治权力不能动摇，绝对的真理不能动摇，绝对真理的化身当然也不能动摇。斯大林的例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苏联学者尼·马斯洛夫指出，“为斯大林攀登哲学奥林普山扫清道路”，把斯大林奉为“日后各个时期的哲学泰斗”，斯大林发动了一场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清洗”的运动。[19]德波林在“解冻”年代给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谈到的情况，即证实了这种说法。德波林在信中说：“1930年底，当时的宣传鼓动部部长向我宣布，从现在起，要在各个领域包括哲学领域在内确立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我们的领袖斯大林。为此，米丁、尤金和拉尔采维奇同志很快到住所来看我，他们向我提出最后通牒：要我必须在公众集会上……把斯大林本人宣布为伟大的哲学家。”[20]到了30年代后期，特别是到战后初期，斯大林已经被看作是可以代替马克思和列宁的“最伟大”的理论家，被称为“天才导师”、“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还有人提出“斯大林就是真理”、“谁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真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等各种各样献媚的说法。这样，斯大林在掌握了最高的政治权力的同时，也成为了最高的理论权威，成为了绝对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思想就是当时最高和最后的马克思主义。

　　面对最高政治权力所拥有的绝对真理，苏共党员和老百姓不需要思考，因为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绝对真理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所以，思考就成为多余之物。他们也不能有丝毫的怀疑，怀疑领袖和真理无疑是一种罪过，那是要受到惩罚的。例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科学院苏联历史研究所所长Л.B.沃洛布耶夫由于坚持原则性的史学观点而被解除了职务，A.涅克利奇因直书二战史史实而受到严厉追究并被迫移居国外，罗伊·麦德维杰夫因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揭露了个人崇拜而被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