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苏共认为自己拥有的思想武器及其指导下的政治实践的完美性是产生这种阻力的前提。在苏联，认为“社会主义是完美无缺的”的观点相当盛行。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就在于苏共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之下展开的有计划的活动。斯大林下面的话就鲜明地表达了社会主义是完美无缺的观点，他说：“苏维埃社会制度已证明出它是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能力更稳固的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是优于任何一个非苏维埃社会制度的社会组织形式。”[7]罗曼·罗兰在20世纪30年代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考察苏联时得出结论说：“斯大林及其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朋友们充满乐观主义——当然，没有幻想，但也没有恐惧：要知道，他们正在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而且，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信条在证明人类发展规律的无可争辩性的同时，使他们相信这种未来的不可避免性，他们正在遵照这种规律行动，他们自身就是这种规律的表现。”[8]

　　其次，思想观念的完美性带来了思想僵化的结果。正是由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完美无缺的，正是由于他们自以为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成为这种规律的化身，便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造成了苏共思想的僵化，阻碍着苏共在思想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创新和与时俱进。既然思想是完美的，它也就没有为思想上的创新留出些许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而此时的任何思考和创新也就显得是多余的。长此以往，苏共也就自然倾向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仅失去了对自身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改革的内部动力，而且也缺乏向世界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先进文化学习的理性的、开放的态度。在苏共看来，在世界上的所有制度当中，唯有社会主义制度是最有生命力的制度，其他的任何制度都是腐朽的、没落的制度。[9]因此，苏共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向它们学习了。

　　第三，思想的僵化阻碍着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为了保证苏共所秉承的思想的完美无缺，为了保证苏共真理化身的形象不受损害，一方面，苏共加强了党内思想的统一。例如，在1925年开展的一场布尔什维克化运动，苏共提出了诸如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维护“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纯洁性”、捍卫“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的坚定性”等口号。一时间，这些不断要求“百分之百”的口号漫天飞，弥漫全党上下，俨然成了风靡一时的思潮。对于这种极端口号的泛滥，老布尔什维克、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就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在1928年发表的名为《从思想内容观点谈苏联电影产品》的文章中说道：“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个最野蛮的现象，这就是不断地要求‘百分之百’。在文化革命的事业中，这个要求是十分有害的。”同年，他同一位苏联电影界领导人谈话时又指出：“我总是很担心，我们一些人现在表现出来的片面性——要求百分之百意识形态的坚定性，会给我们的电影带来毁灭性的打击。”[10]其实，要求意识形态百分之百的纯洁性，并要这种纯洁性高于一切的要求，何止是只会给文化艺术带来损害？它损害的是苏共的整个思想理论，损害的是苏共的整个事业。[11]因为要求形而上学的“纯粹”，必然害怕外界的“污染”；而害怕外界“污染”，必然极力同外界隔绝，将自己封闭起来。在这种极端封闭的环境中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必然弱不禁风，具有极大的脆弱性，经不起同外界、特别是同西方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接触、交锋。我们可以看到，当赫鲁晓夫“解冻”以后，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一经大量接触西方思想理论和外来意识形态，苏联式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就不堪一击，立即败下阵来，就是明证。[12]另一方面，苏共还加强了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加强了对民众思想“一体化”的执着追求，以至于出现了和“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思想的国有化”的奇特现象。在世界上，最为丰富多彩的就是人的思想，而苏共却垄断了思想，垄断了思想的权力，片面地追求思想上的一致，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思想的国有化”在实际上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片面追求民众在思想上和苏共保持一致，在客观上必然带来国家和民族“思想上的退化”，导致国家和民族“文化和智力的贫困”。[13]在此，我们应该记住哈耶克的话，他说：试图对思想加以控制，只会阻碍思想的发展，而且“迟早一定会引起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教条主义“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14]

　　不能创新，也不允许创新，这是苏联社会思想文化环境的基本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苏共既是这种现实的始作俑者，又是受害者。这样一种思想文化品格，无论如何是不能造就出一个学习型的政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