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这份“忏悔书”，相信很多人的第一感觉是：和那些“忏悔书”也玩抄袭、无“真情实感”的官员相比，这份“忏悔书”起码比较真诚——尽管这份“忏悔书”里也充满了曾经兢兢业业工作、只因一时失足之类的牢骚。当然，这份“忏悔书”的亮点，还在于“行贿者承诺靠不住”这句简单而实在的反省、提醒。对此，我们难免会追问的是，这样的反省与提醒，究竟能给那些处于“悬崖”边的官员们带来多少警醒？

简单分析，王廷军之所以会说出“行贿者靠不住”这句话，潜台词无非是，他之所以身陷囹圄，很可能是行贿者举报所致。对此，一个也许有点极端的反问就是，按照王廷军的理解，如果行贿者“靠得住”，受贿的安全性也就能保证了——起码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检视近期的新闻不难发现，行贿者“靠得住”的情况，还真的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据10月20日《检察日报》报道，近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出现了这样一种令人诧异的现象：一些贪腐官员在刑满释放后，竟“意外”地收到了原行贿人送来的巨额“坐牢补偿费”，有的甚至公开炫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报道说，由于工作联系多，私人交往频繁，有些受贿者和行贿者会建立朋友关系甚至产生真情实感，内外以“兄弟”相称。既然是“兄弟”了，你不“出卖”我，我就会事后“补偿”你：“坐牢补偿费”也就应运而生。照此看来，在一些地方，受贿者和行贿者之间，并非都是“靠不住”的关系。浙江等地出现的“坐牢补偿费”表明，受贿者和行贿者之间，有些时候是“靠得住”的。

“坐牢补偿费”的危害，自当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结合王廷军的“忏悔书”，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类似的“行贿者靠不住”的反省仅仅是一种提醒，而没有成为强化监督、制约权力的契机，没有用制度固化的方式“亡羊补牢”的话，其效用恐怕会很有限。比如说，一些受贿的官员“幡然悔悟”的结论是，以后再“伸手”拿钱拿物需要慎之又慎，要确保行贿者“靠得住”；行贿者也会注意大打亲情牌、兄弟牌，注重平时多和官员拉关系、套近乎，赢得官员信任，以便行贿时能被认为是“靠得住”的……

王廷军在“忏悔书”中说：假如我不是县委书记，我手中没有他们（行贿人）所期待的“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还会与我“礼尚往来”吗？至于是何种“生杀予夺”的权力，王廷军没有说，但我们不难猜测。王廷军在“忏悔书”中算了事业账、经济账、亲情账、名誉账、健康账，唯独没有算“制度账”。在这一点上，也许甘肃省窑煤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的一番“抱怨”，更有实际意义一些：这位官员在忏悔时说：“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诚如是，一个成熟、完善的反腐体制，不管行贿者靠得住、靠不住，都应能做到及时发力。最起码的，王廷军和李人志提到的“一把手”权力过大、监督乏力等问题，应被重新予以足够重视。（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