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袁世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到底有没有告密的问题。

　　袁世凯评价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弄清楚袁世凯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到底有没有告密以及告密案与戊戌变法失败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告密？对此，过去史学界几乎都认为这是毋庸争辩的历史事实，即便是袁世凯本人也未否认。美国哈佛大学孔祥吉在《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一文中，通过当时思想保守又了解内幕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还原了袁世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全过程，得出“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这样的结论。他这个观点其实是对国内传统观点的又一佐证。然而，有的学者根据档案资料，订正出“慈禧回宫的时间不是1898年的9月21日，而是19日，从而使20日荣禄得袁世凯密报后‘闯园告变’的旧说失去时间和空间的凭籍。”还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袁世凯告密，也是基于某种个人感情，并不可信。”

　　袁氏告密是否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传统观点认为，正是因为袁世凯告密直接导致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然而，近年有论者认为，“戊戌政变的爆发非由袁世凯告密所致”，因为维新派的“密谋”不密，“即使袁世凯不去告发，慈禧也很快就会从其他渠道得知，予以先发制人的打击。政变实属必然。”还有学者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和另一个亲信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的记述得出，“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只是在初六（9月21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后，怕受牵连而不得已为之的被动告密，显然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甚至还有论者认为，光绪帝受到慈禧制裁后就“自然以为是袁世凯蓄意构陷，捏造了这个给他带来奇祸的密谋。”并说这对袁世凯来讲是一种“误解与误会”。

　　一些专家学者对上述观点立即做出回应，指出：袁世凯确确实实曾经积极参加过维新活动，并给光绪帝上过书，给翁同龢上过说帖。可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袁世凯的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袁世凯在关键时刻为维护自身利益，权衡利弊，从观望到最终选择掌握生杀大权的慈禧，仅从这一点看，不管袁世凯有没有告密，他都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2.关于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与搞帝制有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是主动为之还是在做过一番努力后不得已为之，以及他接受《二十一条》与搞帝制有没有直接关联？这也是袁世凯深入评价问题的又一重要环节。 袁世凯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接受《二十一条》？以往大部分论者认为，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处处讨好帝国主义”，“大肆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近年，有学者从考据学的视角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说帖上所做的朱批一一进行了分析，得出：“袁世凯对于日本的《二十一条》说帖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本想利用列强掣制日本，但他们忙于一战，无暇东顾，“故袁世凯‘以夷制夷’幻想只能破灭，最终还是接受了修正了的《二十一条》”。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与帝制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观点认为，对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袁世凯本来完全可以严词拒绝，但为得到日本对其帝制的支持又不惜拿《二十一条》作为交换条件。然而，近年有的论者认为，“日置益既没有在递交‘二十一条’之前窥破袁氏的帝制野心，也没有在递交‘二十一条’之时以支持帝制相引诱”，从而得出袁世凯的这种对日让步，是“在痛苦的两难选择中做出的理性抉择，与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无关。”还有论者认为，袁世凯在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下“不得不以和平手段与日本周旋”，“所谓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的结论，根本就不能成立。”

　　我们认为，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以接受《二十一条》作为获取日本支持这种动机，也不管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时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出卖了国家民族利益，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是铁的事实。仅从这一点看，袁世凯就逃脱不了与《二十一条》的干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卖国的罪名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