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0多年，中国和印度两大发展中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工和产品，使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维持高增长和低通胀的经济局面。

我们正处在一个通胀时代的新起点上。这种通胀是结构性的，是2007年通胀的延续，是国际经济重组的长期效应，不可能因一两次经济衰退而逆转。

这次通胀浪潮与以往不同，其主要原因不在于某国政府的具体经济政策，而在于全球化进程。也就是说，这种通胀很可能超出某个政府的控制能力。我把冷战后的全球化过程从通胀的角度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低通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高通胀阶段。在过去20多年，中国和印度两大发展中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工和产品，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维持高增长和低通胀。要知道，一般而言，经济高速发展总会带来通胀。高增长和低通胀即使不算反常，也属罕见。美国前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格林斯潘曾一再解释，中印进入世界自由市场体系之后，在10年左右的时间为全球经济输入的劳动力就有好几亿。这是史无前例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就如同一切商品供给的增加一样，必然会压低劳动力本身的价格。在过去，美国经济一高速发展，各种公司就竞相雇人，导致劳工紧缺，从而抬高了劳工的工资。到了90年代，虽然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但因为中印两国廉价劳工的存在，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工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自己的工作不被外包到国外就算不错了。所以其工资无法像过去那样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上涨。当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工承担了一般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时，这些产品的价格自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而走低。这就是所谓的低通胀阶段，是由全球经济结构性的变化所导致的。但当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大幅度提高了对原材料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全球原料的上涨。同时，美国因为石油危机的影响，把大量农地用于种植玉米，以制造乙醇等绿色燃料，侵夺了食品生产的资源。中印两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使劳动力的价格逐渐变高，也使世界1/3人口的食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肉食比重大增，养殖牲畜所需要的饲料开始和人争夺农地。这些因素，自然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上涨。石油、矿产、农产品等等，几乎无所不涨。而且这一趋势很难在短期内得以逆转。这就是我所谓的高通胀期。

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2007年就提高了35%，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产品开始变贵了。西方不少人说，中国已经从输出低廉产品抑制通胀，走向输出通胀。

此种言论未免以偏概全。其实，在输出通胀的同时，中国进口的通胀恐怕更多。在2003年到2007年全球铜需求量增长中，中国因素占了64%，在铝需求的增长中，中国因素占了70%，锌需求的增长则有82%是中国经济所推动的。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超出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幅度。

如果这样的通胀得不到抑制，老百姓即使工资上涨，实际收入也并不会增多，甚至可能会造成购买力下降。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抑制通胀，短期可以应急，长期则可能造成短缺经济、地下经济，最终得不偿失。

通胀并不仅仅是个民生问题，也是个关乎制造业生存的问题。如今中国还处于工业化时代，尚未进入后工业社会。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与工业革命前期非常相似，但现实条件则十分不同。首先，就国内市场而言，食品消费在老百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这部分价格的上涨，对民生的影响特别大。钱如果全花在菜篮子上，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所谓“内需”不仅无法“拉动”，反而可能萎缩。

全球经济的扩张，带动了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给制造业带来的不是降价的条件，而是加价的压力。再次，当食品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不能适当回落而维持老百姓购买力平衡的时候，整个生活费用就会显著上涨，促使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更会进一步给制造业造成涨价的压力，形成一种涨价不断地刺激新一轮涨价的恶性循环的局面。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体。而从长远看，能源、原材料、劳动力都看涨。所以，对于通胀的挑战，中国必须设计一个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应对之道。（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