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庭抗礼

    不久，王明就来到了武汉。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由于代表团和长江局成分大致相同，决定合并为一个组织，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的委员是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此后，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他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看的一清二楚，他回忆说：“我们把华中局（即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1937年12 月的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据我判断，毛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却很少露面。”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似乎占了上风，但中共中央并没有为这次会议作决议。王明对此耿耿于怀。回到武汉后，他便自作主张，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忽视两党之间抗战路线的区别。他还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19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竟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叫嚣，指出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令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感意外。为防止王明再生枝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王明根本没有执行这一规定，到武汉后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回到延安。他自己也承认：“不愿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之所以不愿留在延安，说穿了，是延安有个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总得要受之约束，而在武汉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王明得知这一消息后，未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将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时也报送延安一份。中共中央在收到这份文件后，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有些不妥，为了补救，中共中央立即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王明在收到电文后，并没有立即送达国民党，而是在会议结束后，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与国民党。希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其实，正是王明自己这种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做法，在党内造成了严重分裂。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王明这般阻拦的理由十分简单，那就是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三阶段的科学分析。他在这年夏天的一首诗中，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态度：“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王明更是表露了当时的心迹：“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