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机长竟然奇迹般地生还

    在潜艇下沉过程中，正在五舱的轮机军士长王发全听见四舱的人在使劲敲击水密门，并通过水密门喊话筒高喊：“五舱快排水，五舱快排水！”王发全知道四舱并没有排水装置，全靠五舱排水。他赶紧冲过去，一边喊着新兵陆正德的名字，一边向排水管道阀扑过去。这个排水阀平时很少使用，上面的胶皮已经老化。王发全喊着叫陆正德快拿螺丝刀来。陆正德从工具箱中取出螺丝刀，与王发全一起打开排水管道阀。顿时海水带着强大的压力喷涌而出，很快五舱水也没过膝盖，又扑向通过六舱的水密门。而四舱的呼叫声越来越微弱，敲击声也渐渐停止了。王发全看到五舱也已十分危险，如果海水再没过水密门，连自救的可能也没有了。

    “快撤！到六舱去！”王发全冲着陆正德等仅存的4个战士大声喊道。

    他让战士们带着氧气和再生救护板等东西，从五舱撤到六舱。六舱也有5个人，另外首舱还有5个人，但是已经无法联络了。六舱的10名战士紧紧地靠在一起，等候着救援。

    至此，全艇仅剩下首舱、六舱和逃到六舱的五舱艇员共15人还活着，其他人早已身亡，艇内没有一名干部，最高指挥官是轮机军士长王发全和电工军士长王传经。

    当时的条令规定，潜艇失事后，“没有指挥员命令，不准逃生”、“不得在敌占区逃生”、“要尽量组织自救”。于是，王发全和王传经两人组织大家研究，想办法。然而，当时针指向12月2日凌晨5点时，他们逐渐感到氧气不足了，这时，他们已经在水下坚持了１５个小时，无可奈何之际，大家想到了逃生，有人看了看深度表，深度表指示为水下８米。

    这个在潜艇上毫不起眼的深度表加重了这场灾难。此刻，潜艇水深为４０多米，而深度表只有８米，王发全和王传经研究后认为，此时已是拂晓，天已放亮，８米水深即使漂出去，也不会影响太大，于是，两名军士长组织在六舱的１０名水兵逃生，其余8人是班长云清明，士兵贵宪良，舱信兵张永平，轮段兵梁益均，轮机兵梁兆秀、李慎清、陆正德、仲室明。

    他们开始做最后的逃生准备。潜水医学证实，人如果从海底快速升上海面，由于压力的突变，会造成人体器官的损坏，死亡率很高。可破损的418艇一点救生器材都没有。大家在大舱里摸黑寻找，摸到什么算什么，有人摸到一把扳子，有的摸到了弹夹，有的新兵急于出去，干脆空着手。受过苏联专家训练的军士长王发全已有五年的训练经验，他告诉大家，出去之后，先抓住艇边，停一会儿再上浮。告别的时候，大家的手在一起紧紧地握住。因为许多人知道，这样出去，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可是又绝不能在这里等死。王发全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鱼雷发射管，大家一个接着一个爬了出去。所有的人都送出去了，王发全摸索着用扳子拧下几个大螺母，把它们绑到了身上，手里还拿着刚刚找到的工具带。他爬出艇去，在海底停了一会儿，便开始扔掉手里的工具，他的身子开始上浮，四周的水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升了一会儿，这时他已经快憋不住了，手里的工具也丢得差不多了……身子就像被人用力推了一下，“呼”地升上了海面……

    在离艇的15人（首舱的5人是否离艇不得而知）中，只有轮机军士长王发全一人生还。

    王发全在事后回忆说：“前面的９人钻出舱口后，我想，舱内只剩下我一个人，万一大家漂出水面后遇不上救援队，岂不是饿肚皮？我就从舱内找了些饼干和罐头，并带上了钳子、扳手和防鲨刀之类的工具，准备撤离。可我一出水就感到了可怕，艇外海水漆黑一团，我抱着那包饼干，深吸一口气便钻出舱口，一出舱，立即感到身体像被一只大手攥着一样，耳膜生疼，这哪止８米啊？”

    “还是那包饼干和罐头帮了大忙，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上浮的速度慢，不像他们那么快。我浮一段，就扔一点东西，但那包饼干没舍得扔。越往上压力就越弱，我不断呼出肺里的膨胀空气，以免肺部被气压伤，但也不敢呼出得太快，因为快了，空气不够用，人会憋死。”

    “快接近海面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海浪把我推来推去。当时已经精疲力竭。海面黑糊糊一片，不见一个人，风呜呜地刮，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１２月份的海水冷得够劲儿，这时也觉不出来了，只是拼命地喊。”

    “不远处的舰上有灯光，我就朝那边游过去。‘昆明’舰发现了我，放下舢板来救我，但风太大，６只桨划断了４只。没法子，他们就朝我扔救生圈，可惜一个也没套住。最后舰上朝我抛过来一根缆绳，我死死抓住绳子不撒手。虽然离船很近，我自己已无力爬上去，手也被勒得快露出骨头，钻心地痛，没办法只好用牙咬住绳子。甲板上的人连拉带拽总算把我拉了上去。上去以后一低头，吐出两颗门牙来。”

    “就这样，我得救了，那９人全部牺牲，还有舱首的５个人，也都不知下落。这次逃出的15人中，除了我，只捞出４具尸体，其余11人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