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上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一旦“人口红利期”结束，会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

　说到“未富先老”，其实早在2000年就发生了。当时，中国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到1/5，而老龄化程度却是世界平均水平（大约7%），老龄化程度比富裕程度高。其实，人口红利期结束并不一定是坏事。恰恰是不发达的经济才有人口红利，发达经济都没有这个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最终走向老龄化，这是不可逆转的，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因此，作为规律，“人口红利期”一定会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结束的。

　事实上，存在两种“人口红利”：第一种是纯粹从年轻的人口结构上面得到的，主要表现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过去推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就是这种人口红利。第二种是指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产生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如人们变老了，会形成未来做储蓄的观念，无论是通过养老保险制度，还是通过自身的安排，会把这笔钱拿出来通过资本市场或其他投资获得收益，从而可以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储蓄率。另外，如果人口受教育程度很高，未来的职业和产业结构将更适合老龄人，社会没有觉得他们的价值会降低，还是很好的劳动者。

　还有人担心，养老负担会越来越重。总体而言这不是问题。只要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人口比例关系产生的不利于养老的因素，都可以通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抵消掉。拿生产率高的发达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人均收入比我们高，老年人生活水平也比我们高。可见，养老保障水平并不完全在于富裕程度，更重要的在于生产率水平。

　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有限的，其逐渐消失后还可以创造条件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而第二种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的。此外，需要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过去是不是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虽然我们有一个好的人口结构，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前提是把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说有一些制度因素导致还没有能充分发掘人口红利，那就只能说是打个折扣地利用已有的人口红利。我认为，第一次人口红利只用了一半，还有潜力没有挖掘，比如说农民工的市民化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成为市民的农民工，作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庞大的消费需求，都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即使是在2015年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也是很大的。就算这个比例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按照国际情况来比较，仍然是处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这足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缓冲期，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延长退休年龄做好准备，迎接第二次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