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公开拘留村民之举“漠视人权与相关司法规定”的质疑，陕西安康市汉滨区有关部门昨晚发给早报记者一份“情况通报”，称：“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对暴力犯罪、严重刑事犯罪以及造成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件，通过公开曝光的形式震慑犯罪，教育群众，及时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社会效果明显，起到了很好的普法宣传作用。”（11月7日《东方早报》）

　事情起因不去具体涉及了，媒体报道倒还算详细，权利与权力博弈之下，汉滨区有没有必要、甚至该不该对自己的属民“动武”，其实都高度存疑，值得理论。

　要害之处在于，即便涉案村民具备足够的证据处以刑拘，警车开来履行带人手续就是了，开大会搞什么“公开刑拘”，这不仅“画蛇添足”，而且引火烧身，把自己也套进去了。“刑拘”与“公开刑拘”完全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依法，后者是违法（更谈不上普法），这几乎是个肤浅的法律常识，而汉滨区要么对此浑然不知，要么就是丢丑之后又拙劣遮羞。

　身为违法主体，把自己的荒唐行为强说成是“普法”，堪称雷语家族又添新词，我们可以难耐讥笑，汉滨区却是板着正经面孔，引“经”据“典”。一份通篇官腔浓厚、调子高到天上的“情况通报”，出自一百个违法行事的基层政府，怕是都会八九不离十地这般雷同。几天前曝出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一罚二拘三劳教”的上访处置论，他也有令我们耳熟的相似注解，这样做的目的是“强力震慑，以儆效尤”。陈书记的政策水平看来欠点火候，他没能搬出“普法教育”这个更冠冕堂皇、也更有分量的“法宝”。

　处突能力考量基层公权的法治操守与行政智慧，动辄诉诸武力既是懒政，也是暴政，长久隐患必然远大于一时“速效”，把暴力十足的“震慑”当成所谓“普法”，实在无异于幻觉。我们留意到，“普法”这个挡箭牌汉滨区用得似乎底气并不很足，把“公开刑拘”称为“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这句话才是别有用心。双重“非常”措辞，埋下意味深长的伏笔：为了打击犯罪，程序与手段我们或许已经突破了法律底线，但请你们理解，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之举。

　这些年，从强令小偷上电视做检讨，到将妓女牵绳游街，再到汉滨区上演“公拘”丑戏，法无授权之下形形色色的“游街示众”，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滥权行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另类正在泛滥中的“违法强拆”或“违法征用”，拆除的是公民“权利建筑”，征用的是公民“名誉财产”。对包括汉滨区在内的这些基层政府进行普法教育，不仅是推进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更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