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1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历时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着重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所作的《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李富春提出，国民经济经过了三年大跃进，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和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硕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

　　全会通过了这个《意见》，并在会议公报中正式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1961年起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大力恢复农业；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稳定、调剂市场供应。如在农业方面，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于1961年3月和5月先后在广州和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修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在全国农村试行。《紧急指示信》和《农业六十条》的基本精神是，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同时，要求坚决实行退赔政策；减少粮食征购，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规定适当的购销政策，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在最近二三年内应更多地把经济管理大权集中于中央和中央局，反对1958年以来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同时减少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要求1961年分别完成960万和1000万两项指标。并实行大力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在稳定18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以及增加流通渠道等措施。上述调整措施的出台，对扭转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具有积极作用。加上自然灾害的减轻，农业生产微露转机，1961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6％，基本保证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扭转，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特别是在调整农、工、城市人口指标的同时，党还调整了与知识分子和各种政治派别的关系。尽管这种努力在当时“左”倾思想为指导的情况下不可能全面彻底地解决问题，但都毕竟是一个共和国领袖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不屈不挠，同时也卓有成效的时代……（本文节选自《红墙知情录（一）——新中国的风雨历程》尹家民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