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首次承认“大跃进”错误，中央决心“转入主动”

　　到1960年夏，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对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口号，开始感到心中没底，自信心有些动摇。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图为天津东郊区新立人民公社用所谓“移秧并用”的方法，虚报亩产，并说稻子上可坐人，供人参观。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一清早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一篇《十年总结》。说是“十年”，其实主要是三年“大跃进”的总结。在下午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三年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

　　他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这几天都是搞的改良主义。”

　　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1959年11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1960年1月上海会议，3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为了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

　　《十年总结》是毛泽东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回顾和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文字，也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有错误。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