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不是一天造成的。早在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那场“反右倾”运动，导致极左思潮有增无减，在短短两三年内，国民经济严重不平衡，全国粮食大幅度下降，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农民饥饿，疾病接连爆发，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毛泽东听到农村出现饥荒和饿死人的消息，忧心如焚，坐立不安。在北京，他几个月不吃肉，吃饭时指着盘子里的菜对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很好，可你们不要光从生活上关心我，而要注意节约。比如这青菜，你们都把叶子去掉，光叫我吃嫩的，那菜叶子不是浪费了吗？”一次毛泽东办公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叫工作人员去弄几个芋头煨熟送来。毛泽东吃了两个，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的呼吸不正常，一看是嘴里还含着一个芋头，急忙从他嘴里往外抠……其实，不论说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或者说在当时大多数人还不愿或不敢把困难往“人祸”上联系时，中央领导们已经感到了农村形势扑面而来的严峻。

　　1960年10月21日，连主管外交的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紧皱眉头，忍不住大声疾呼：“今年已经有几个省开始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58年、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空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都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个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地疲劳了，相当地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陈毅的话反映出领导人普遍的焦虑心情。

　　“大跃进”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向农村大大增加粮食征购，而粮食却没有那么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6月6日，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说：“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农村的形势更令人焦虑不安。在继续“大跃进”和准备条件过渡的双重压力下，基层干部花样翻新，演绎出许多违法乱纪的悲剧来。庐山会议前一度有所收敛的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再次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

　　毛泽东首次承认“大跃进”错误，中央决心“转入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