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包座位于松潘西北部，离松潘约二百华里，是红军走出草地北上甘南的必经通道。这里地处群山之间，周围尽是原始森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上、下包座相距数十里，有包座河纵贯其间，河水深流急，两岸石崖陡峭，地形十分险要。在北边的下包座有座求吉寺，在南边的上包座有座大戒寺，为当地最大最牢固的建筑。

    1935年7月，胡宗南派补充旅第二团康庄部约2400人去包座防守，另以张孝莱支队约三百多人协同前往。胡宗南对康庄指示说：“如果红军只有一万人来进攻，由你部阻击；如果来攻红军超过二万，我自会派兵来增援你。”《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69页。

    康庄令第三营驻守上包座大戒寺及其附近山头阵地，他自己率团部与一、二营驻守下包座求吉寺，以张孝莱支队进驻下包座附近的阿西葺。康庄令各部以两座喇嘛庙为核心利用附近险峻山地建筑碉堡工事，并筹集大批粮草，建成可以坚守的防御阵地。

    胡宗南于8月27日派出第四十九师增援包座后，又接到蒋介石于当日写给他的手令。蒋要他务要全力阻红军北上，逼迫红军退回草地，以在川西聚而歼之。蒋在手令中说：“我军应积极分别进击，俾与各处番兵前后夹击。匪当饥疲之余，如我军能犯难急进，必可以一当十，收效无比，并明令悬赏，以鼓励之。希勿瞻顾，过惜兵力，失此千载难逢之机。”《剿匪第三路军第二纵队上包座附近战斗详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档，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宗南为贯彻蒋介石的指示，就积极准备以纵队主力出包座、阿西茸，于8月30日令最精锐的第一旅李铁军部“循第四十九师径行之道”先行向包座进发。同上。胡宗南于8月30日向蒋介石电告他的军事部署情况，特地说明赴援的第四十九师“约明可到包座”。同上。

    然而，蒋介石与胡宗南的苦心策划，却因包座之战的迅速失败而破灭了。

    8月29日开始，康庄团在上、下包座同时遭到红军的猛烈进攻。在上包座南面大戒寺的康团第三营经一夜激战，被红军歼灭两个连，余部退据大戒寺山后的碉堡里继续顽抗。在下包座北面的求吉寺，寺庙院墙又高又厚，康庄率团部指挥两个营的部队，一面在寺庙内顽强抵抗，一面在庙后山上凭借修筑的坚固工事与险要地形，控制着制高点，组成密集的火力网，打退了红军一次次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康团两个营死伤过半。进攻的红军伤亡也很大。红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竟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猛烈扫射，被康团枪手击中阵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45页。

    康庄连连向胡宗南求救。但胡宗南派出的援军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于8月27日从漳腊出发后，因到包座的200多里路崎岖难行，出黄胜关杳无人烟，再加上此师战斗力不强，延至8月30日夜，该师先头部队第二九一团才进抵大戒寺南。红军为诱使该师全部进入伏击圈内，对第二九一团略作抵抗即退走。当夜，第二九一团进至大戒寺。

    第二天，即8月31日，第四十九师师长伍诚仁率师部进抵大戒寺以南。他见红军退去，就令所部三个团的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向北进击，企图压迫红军于上下包座附近而歼灭之。没想到这正好中了红军埋伏“围歼”之计。这天下午3时许，埋伏在山林间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程世才、李先念部突然发动反击，一举楔入第四十九师三个团中间，猛烈冲杀。第四十九师被分割成三块，阵脚大乱，东奔西突，激战至晚，大部被歼。师长伍诚仁负伤，率少数人逃走。困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康庄团第三营残部约200人，被迫全部缴械。是役，胡部被红军歼灭一个整师，伤亡4000多人，被俘800多人，丢失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及大批粮食与牛羊。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上包座遂被红军占领。

    虽然，下包座的求吉寺在康庄指挥下，连续击退红军多次攻击，与红军呈相持状态。但由于上包座的丢失，红军北上入甘的通道终于被打开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西地区的企图因而破灭。正行至半途的胡宗南第一师第一旅李铁军部闻包座战败消息，害怕被歼，急忙退回松潘。胡宗南不敢再孤军北出。蒋介石来电要求胡部绕道文县开赴西固堵截，但胡宗南却要求等待薛岳部到达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动作迟疑，从而造成了甘肃南部之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的兵力空虚，使中央红军得以从包座长驱北上。

    包座战役后，胡宗南在向重庆行营与蒋介石的报告中，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民国二十四年十、十一月份赏罚统计表》中，就称：“第一师康庄团及游击队张孝莱部，全体官兵下包座求吉寺阿西茸一带之役，以少胜众。”“四十九师，代师长伍诚仁，包座之役，指挥无方。”(南京)《军政旬刊》1935年20、21期合刊。对胡宗南在指挥全局与调派部队中的严重错误只字未提。不久，伍诚仁被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

    1935年8月底包座战斗后，红军一部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北上入甘；另一部红军则在张国焘率领下，脱离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领导，从阿坝挥师南下，重过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去。

    这样，胡宗南率重兵扼守的松潘城就失去了防堵红军的战略意义。

    1935年9月底，胡宗南得到军委会允许，率第一师离松潘回甘。但这时甘南碧口一带胡师原驻防地已为第三军王均部进驻。胡遂率第二师经弓木贡岭、南坪、邓桥、岩昌、西固、礼县，于10月上旬，开抵天水甘谷一带驻扎。当时正是农历中秋前后。

    甘济时（1900—1932），湖北黄安人（今红安）1924年入黄安师范讲习所学习，毕业后，回家乡任小学教师。1926年参加革命，在紫云区开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参加黄麻起义。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游击后，他奉命留本乡坚持斗争，任中共紫云区区委书记。1928年至1929年领导区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开创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委委员，领导全县人民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1年，调任红四军第十师政治部主任。6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同师长王树声率部在第三次反“围剿”中，配合兄弟部队取得黄安、商黄和苏家埠战役的胜利。1932年任第十师政治委员。同年10月9日在反敌第四次“围剿”中，牺牲于黄陂长岭岗。

    蔡申熙（1906—1932），湖南醴陵人。蔡申熙，原名蔡升熙，1906年生，湖南醴陵人。1920年入县立中学读书，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春入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教导团工作。曾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营长、第20军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11军第24师参谋长，南下途中参加了会昌、三河坝等战斗。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他转赴广州。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后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1928年起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1路总指挥。曾率部攻克峡江县城，配合湘赣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

    1930年初，蔡申熙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不久被派赴鄂东南阳新、大冶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领导游击斗争。他来到阳新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集中当地分散游击的武装力量，于同年10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任军长。红15军组建后，蔡申熙率部东进皖西，攻克太湖县城，后经英山、罗田等地，于12月到达鄂豫皖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1月红15军与红1军合编为第4军后，任第10师师长、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率部参加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他指挥机智，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在一次战斗中右臂被敌机枪子弹击中，负伤致残。同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蔡申熙为分局委员，并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他言传身教，贯彻教育训练与实战要求相结合的教学方针，主持办学4期，为鄂豫皖苏区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1932年7月，当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蔡申熙临危受命，出任红25军军长。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指挥部队和皖西地方武装，在南起英山、北到庥埠的广阔地域内，与各路进犯的国民党军不断展开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率4个主力师向皖西转移，在金家寨与红25军会师。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的燕子河会议上，蔡申熙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主张以主力西出英山、随县、枣阳一带，将国民党军引出苏区寻机歼灭，然后再回师收复失地。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燕子河出发西进，蔡申熙率红25军殿后掩护。10月8日，红军主力在黄安（今红安）河口镇地区，与国民党军两个师遭遇，发生激战。9日，国民党军增加兵力后继续进攻。蔡申熙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敌人，不幸腹部中弹。他捂住伤口，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年仅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