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驴技穷

    不久，一封密电又报给了刘湘，大意是在梅硐黄金山上一农民家的墙壁上又发现了女红军写的两幅标语：“全民行动起来，实行抗租抗粮，抗税抗债，组织抗捐军”；“刘湘是屠杀四川工农劳苦民众的魔鬼！！！”

    愤怒的刘湘严责王逸涛“匪迹”未干（意为：未尽全力搜剿红军）,并要求王逸涛设立秘密电台与重庆行营和四川保安司令部直接联系，“以防泄密”。

    此时的王逸涛已失去了往日的骄横傲气，原因是“搜剿”红军伤病员和女红军累累失利，不断受到上峰羞辱和冷落。正在这时，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与红军纵队的通信失密，被刘湘以“通共”罪逮捕。王逸涛得到此消息，认为天赐良机，把搜捕女红军累累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袁虹桥通共，想找一个替罪羊。因此，王逸涛密呈宜宾保安司令萧烈：“敝未转变政见时，曾偕泽鸿到达长宁，晤伊叔春凯（余泽鸿么叔），据称袁虹桥已彼此有密约……由泽鸿指派该地党组织，藉袁（虹桥）、余（春凯）二人掩护暗中活动……函请处以极刑，以消隐患……”同时，又电告第七区（泸州）专员公署：“凡有剿匪消息，而虹桥必先告之，以资其预备之策。故经大军迭次剿灭，殊匪焰愈张，而军团终难获胜……”得意忘形的叛徒正在做着嫁祸于人的美梦。

    而让王逸涛没有料到的是，袁虹桥是刘湘“川康团练干部学校”的得意门生，“刘湘对袁虹桥破格授予少校军衔、长宁县保安大队副”，刘湘难以相信袁虹桥通共，捕袁虹桥是迫于各方压力的权宜之计。袁虹桥在川南地区有很大的声望，若有罪，县长将连坐。因此，长宁县长李鸣和急电省府：“此次被扣（指袁虹桥）纯系被人倾陷”，并串联长宁上层人士和官绅联名上书省府具保，称王氏兄弟为投诚匪共，搞离间倾陷。省府查来查去不得要领，最后省府电令宜宾专署并附刘湘信称：“查王逸涛兄弟原系匪类……虹桥此次被逮，不过是王逸涛兄弟利用党倾和通共以陷害之计……足见若辈陷害之不择手段……令秉公处理。”本想找一个替罪羊的王逸涛没想到惹火烧身，搬起石头扎了自己的脚。

    抓不到女红军，气急败坏的叛徒王逸涛、周思和专程到梅硐，查看了标语后，认定这就是女红军的笔迹，说明女红军还在梅硐。王逸涛通知胡治国将“王伙二”带去重新审问，胡治国一时拿不出主意，因为他不知道叛徒是否会认出“王伙二”就是游击队员余承远。长工庞二兴主动请求由他扮成“王伙二”去顶罪，可敬的贫苦农民庞二兴受尽折磨，坚强不屈，“庞二兴坐了半年牢，敌人问不出什么就放了回来”。后有人问庞二兴为什么要代人受过，庞二兴回答说：“红军对穷人好！”

    无计可施的叛徒又抓走了保护过女红军的李德明、李学贤到地主庄园“川乾丰”去问罪。敌人对他们进行拷打、用刑，威胁说，如不交出女红军就毁其全家。李德明、李学贤坚强不屈，敌人逼问不出口供，就交给乡镇府关押。机智的李德明对乡长说：红军攻占梅硐时你交出了两箱子弹，如果你不放我，就要供出此事。梅硐乡长十分害怕沾上“通共”罪，被上峰处罚，同时，又怕得罪红军。因此，李德明、李学贤在乡镇府关押十几天后就被放了。

    1954年9月，阚思颖在给梅硐乡亲们的信中写到：“1935年，我同李桂红来到贵地时，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之下，你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们，自己受到极大的痛苦，我特向父老乡亲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贺黄二嫂分得了土地。为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我决心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

    离子踏征程

    年底，李桂红生产了，在狭窄的夹墙里，群众抬了两个银柜镶在一起，垫上两床被子，就作为一张产床，“是个未婚的姑娘帮我生下了孩子”。李桂红在余泽鸿家的夹墙里生下一个男孩。由于“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周化成的“剿匪”部队，为防泄漏消息，梅硐妇女会商量，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红军的后代，乘夜把仅出生两天的婴儿从房屋后窗送出，由胡治国妻子用围腰帕抱走。由于胡治国夫妇没有生育，对外就说是捡个娃儿来养，胡治国还专门请了一个奶妈杨五娘来给孩子喂奶。叛徒对婴儿的来历始终怀疑，暗中加紧调查，胡治国恐长此下去危险，为保护红军的孩子，便举家迁到兴文县城，以开中药铺为生。

    1936年1月初，产后仅4天的李桂红与阚思颖在两名梅硐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离别骨肉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饱含热泪离开长宁梅硐，踏上寻找部队的征程。

    50年后，采访过李桂红的宜宾地委党史办张新时说：“当我们去南京走访80岁的老红军李桂红的时候，她深情地回忆当年留在红军游击纵队的艰险岁月，说那是她一生中最苦、最危险、也最难忘记的经历，她……十分怀念在梅硐细心掩护和照顾过她的余泽鸿家里的亲人和贫苦农民，对川南怀着深厚的感情。李奶奶在叙述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时，我们看到她已经失明的眼中充盈着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