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动省府

    在川滇黔边区一带，两个女红军的名声很大。“有队伍进村进街，群众躲在门里偷偷地看，见到有两个女红军，就知道是红军游击队。我和李桂红成了群众区别游击队和敌人的主要标志。”有人写诗赞颂：“遥想当年花木兰，不爱闺帏爱剑戟，更有今日女红军，粗衣草履为民急。”广大群众对女红军颇有好感。

    虽然在“坳田坡”黄二嫂家扑了空，但叛徒知道李桂红有身孕，阚思颖是裹过小脚的，不会逃出梅硐，便加紧搜查。一天，梅硐赶场，一个老头在酒店里喝醉后说漏了嘴：“看见余老七（余承远）把两个女红军接走了。”消息被暗探获悉，迅速传到了梅硐乡镇府。梅硐乡长周极辉曾被梅硐游击队警告：不准与红军为敌，否则将被处以极刑。他得到乡丁报告后，大吃一惊，害怕脱不了干系，立即派人把老头抓到乡公所，要他交出人来，然后扇了老头两耳光，叫他以后不要造谣乱说。此事暂时过去了，但还是被别动队布置的暗探获得，并向省府密告长宁保安队无能。

    长宁县长李鸣和受到上峰严责后，为了找一个替罪羊，随后将梅硐乡大队长余吉之捕到长宁县城，严责其侦查女红军的下落不力之过，并以“私通赤党罪”将其逮捕，解宜宾关押。余吉之是红军到梅硐后安插到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后来被叛徒告密，入狱一年，受尽酷刑。

    此前，蒋介石对川南清剿“散匪”不力就大为光火，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训令》（治字第405号）就严责：“本委员长频年督剿，深知制有形之匪易，制无形之匪难……倘有匿匪不报，或通匪作恶者，定照匪盗论罪。本委员长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待）”。四川省府主席兼“剿”总司令刘湘对两名女红军的情况也早有所闻，珙县县长陈国华在1935年6月呈刘湘的密电中就专门提及：“有女匪二名，一为阚思颖，20余岁，任该党代表，一为李桂红，亦20余岁，任宣传工作……”现在，刘湘得悉在梅硐还有女红军活动的密报后大怒，省府急电：“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长宁、兴文，奉令转据探报阚姓女匪肆扰各情，令饬该县从速剿办，勿任滋蔓。”两县不敢殆慢，秘密制定了捉拿女红军的计划。

    山谷幽灵

    梅硐山区地处长宁、珙县、兴文三县交界地，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梅硐区委不仅建立了120余人的游击队，还建立了近100人的农会、50多人的妇女会，群众基础很好，敌人“用花生、柑桔等哄小孩说出女红军的下落，也未得逞”。只有几十人的别动队想单独行动捉拿两名女红军绝非易事。四川保安第9团团长王登谷上呈“剿匪”方案致刘湘时也称：“查南六为匪化区域，而尤以珙、长、兴各边区为最，其诱惑民众约六七百户，发给甲乙两种门牌，以为秘密组织之证据。甲种则供匪藏匿，与匪通信或供奔走；乙种则代探军情，担任采买。故其飘忽，经过毫无障碍。”因此“部队搜剿，甫经出动，而匪已了然，故每次清剿，均不易觅得匪踪，疲于奔命……”疯狂了一阵的敌人在几次搜捕女红军扑空后，也开始冷静下来思索：为什么每次得到情报后带兵去抓捕女红军都是兴奋而去，空手而归？王逸涛认真总结后认为，要抓住女红军，必先捣毁梅硐区委，尤其是抓捕邓楷。他一方面电请重庆行营支援，请求驻军“协剿”；另一方面策划了密捕邓楷的计划。不久，宜宾专署和驻军亦严令所辖各级“切实侦察，务期捕获南六（县）邓楷。”

    邓楷是江西人，外号邓麻子，具体籍贯不祥。长征中由红三军团派到红军纵队，到长宁组建了中共梅硐区委并担任书记，还兼任红军梅硐游击队政委，革命意志坚定。长宁县府在向上峰报告时称：邓楷是“朱、毛窜经南六时，特命留下之中坚分子，为南六赤匪首要之一”。在困难时邓楷鼓励同志们要坚持斗争；敌人追捕他时，他坚定地说：“党派我到梅硐工作，革命成功了我才会高兴。否则，就是敌人把我杀了，我也不会离开梅硐。”

    梅硐和兴文县周家沟一带驻扎了大量“围剿”红军的国民党正规军，他们根据蒋介石“协军剿办”的电令，都争相“捕捉”女红军，以向上邀功，因此，也在梅硐布置了暗探。对此，11月29日重庆《新蜀报》也作了报道：“阙营长在红桥待命，一面派兵在大田坝（梅硐）搜索，一面调彭营及周化成部围剿，并饬江、长、兴、（古）宋团队严防要隘，以防漏网。”

    令邓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在敌人大兵压境之时，中共梅硐区委委员、红军干部周思和（因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根手指头，外号周四指）也被王逸涛秘密招降。周思和没有急于离开，而是留在了梅硐区委，向别动队提供区委和女红军的情报，相机暗杀邓楷。

    周思和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城时参加红军的学生，由于表现积极，在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时被选为委员。在2月底与邓楷作为红军纵队侦察员先期到达长宁梅硐，他们装扮成叫化子，从扎西出发，将余泽鸿写给父亲的信藏在打狗棍里，沿途讨口要饭来到梅硐，与余家人取得联系后就住在了梅硐，参与了梅硐区委、梅硐游击队和妇女会的组建工作，对梅硐党组织、联络站和游击队的情况十分熟悉。周思和在被王逸涛秘密招降后，向别动队出卖了梅硐区委设在王树三家的联络站和两个女红军藏身之处的重要情报，女红军不管转移到那里，敌人都会很快就追来。敌人灵敏的嗅觉使区委书记邓楷感觉到内部有“问题”。

    敌人并没有急于破坏联络站，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抓住女红军，以消灭红军的意志，特别是招降红军纵队主要领导人余泽鸿。因此，敌人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这给区委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联络站还未暴露。敌人多次有目标的搜索，女红军不断遇险，使邓楷察觉了周思和的诡秘行动。“因为几天前邓楷发现周思和几次独自到梅硐场街附近转游，行动异常，对周有所警惕。”一天，邓楷与周思和夜宿联络站王树三家，周思和想趁机暗杀邓楷后离开梅硐公开叛逃，以得到敌人的更高奖赏。天快亮时，邓楷发觉周思和悄悄掏枪上弹，行动不轨，早有警惕的邓楷翻身起来，周思和对准邓楷开枪，由于心虚和慌乱，周思和手枪上的子弹未上膛，枪声未响。邓楷趁势提起被子反盖着周思和，两人展开搏斗。周思和年轻力大，挣脱邓楷破壁而逃（因是联络站用的内屋，后面竹壁未钉牢，以便情况紧急时从后面撤离）。涉河进入唐村坝斑竹林内躲藏。邓楷追至，见雾大林密，便折身回去，叫了游击队员王树三和刘春海一起追到兴文县周家沟，捉住了周思和。由于周思和是红军纵队派来的干部，区委将他押送到兴文周家沟“烂窖子”交给红军纵队司令部处理。周思和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纵队领导人考虑到他年轻，参加红军不久，可以教育改正，因此，给予他留队察看处分。但他贼心不死，一个月后乘夜逃脱，公开投敌，当上了川南招抚特派处参谋长。不久，邓楷遇袭，大腿受伤；红军梅硐游击队长余仲康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