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日，当召开第三次小型会议时，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于是，会议的温度迅速上扬，总参二级部的一位部长在这一天直接点出了“彭总与粟裕总长之间有隔阂，将帅不和”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当即表态赞同扯开这个问题。

    6月1日，针对有人担心把领导者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搞到大会上去影响不好，彭德怀在主席团会议上再度表明自己态度说：“我不能同意XXX的态度，说是会议有师级干部参加，我和粟裕的问题在军委小会谈即可，不要在大会上搞，怕传出去不好。有什么不好？这是软弱！”因此，对粟裕的批判迅速扩展到大会上去了。会议的组织者不仅向各组介绍粟裕的所谓“问题”，而且开始组织和动员一些领导干部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

    对于扩大会的斗争形势，毛泽东看来还是不太满意。6月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强调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因此，会议还要扩大范围，每个师的党委书记都要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军委扩大会议迅速从300多人猛增到1400多人。毛泽东也几次到会或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者进行座谈，把军内出现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上升到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同时激烈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粟裕不得不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做检讨。但依照粟裕的性格，他每次几乎总是要对一些原则问题、重大事实做必要的说明。结果每次检讨，招来的都是更严厉的批判。

    会议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根据：一是说粟裕“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说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说粟裕“告洋状”。对此，粟裕一边检讨，一边也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

    关于“一贯反领导”和向党“要权”。粟裕申辩说，所谓他曾经支持饶漱石反对陈毅的说法是不实的。“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一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他并且说明，他不仅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也从不争权力。他举例说，1945年中央曾任命他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他认为张是党内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的张就是司令员，他是副司令员，因此华中军区司令员也应该由张担任才好。因此，他压下了中央的这个任命，向中共提出了建议，中央因此修改了任命。1947年军委要他带王必成纵队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士榘、唐亮的部队汇合，统一指挥这六个在外线的纵队，他当即复电军委，强调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自指挥。1948年他到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当时明确主张派陈毅到中原去，把华野交给他负责。他当即表态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在毛泽东强调陈毅必须到中原去之后，他也还是坚持，华野司令员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

    关于“告洋状”。当时他和苏军总长的会面完全是事先安排的，会见总共只有20分钟，加上翻译，两个人每人顶多只能讲五分钟话。粟裕解释说，当时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是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起草的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五易其稿通不过，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五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

    但是，粟裕越解释，会场上的火药味就越浓。当他说明自己从不争权，坚持华野司令员由陈毅兼和主动不就华中军区司令员一职时，彭德怀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一位军委领导甚至由他的几句检讨引申出一顶大得吓人的政治帽子，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