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总兵力达10万多人。此时，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我国东北调集了大批日军入关，直接威胁平津、威胁华北的安全，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 仍然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调集优势兵力继续“围剿”红军和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根据这一决策，6月16日，党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 建立定打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并强调：“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予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却提出西进青海或南下川康的主张。

    6月26日，中共中央为统一战略思想和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一致行动，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仍然坚持其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主张依据懋功地区向川康发展，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经过争论，会议于6月28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全国政治形势和川陕甘、川康边的实际情况，适时地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党中央北上川陕甘抗日的战略计划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