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

    1987年，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时，曾对当时深圳发展银行第一任法人代表王健说：“社会主义搞股份制是一个好的开始，也不容易。但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股票市场就会无章可循，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就收不回了。”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飞乐音响的股票发行后不久，上海等地就出现了一些持有者自发的股票转让行为。由于缺少固定交易场所、缺乏市场化价格使飞乐音响和所有股票交易面临没有市场、没有监管、没有法规的尴尬境地。

    为使股份制顺利试行下去，1988年7月8日，中央有关部委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会议由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人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当时主持金融体制改革的人行副行长刘鸿儒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起草了“白皮书”，主要包括《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相当于设计了一个关于中国证券业的整体框架。

    白皮书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并指示召开专门的会议进行研究。1988年11月9日，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

    在会上张劲夫说：“我们这些中青年同志，都是搞证券市场的积极分子我多年思索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现在全民不如大集体，要改革财产所有权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股份制本身是核心问题，要探讨，我报名作一个志愿兵。体改委为主，我参与，要赶快搞出来。”

    姚依林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对股份制一直是支持的。资本主义搞股份制是规范的，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我以前多次讲股份制问题，都让人给抹掉了。不管有什么困难，要奋斗，搞出来，是公有制的股份制，这样，经济的灵活性可以大大增加，这个问题我很赞成。”但是同时他表示此事现在还不成熟，他采纳了张劲夫的建议：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

    为进一步推动股份制的发展，1988年12月8日至12月10日，国家体改委在北京西直门宾馆召开了“征求关于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的实施方案”的座谈会，专门研讨股份制问题。会议分别由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张彦宁和体改委经管司司长孙效良主持。在会上，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张劲夫指出：“股份制在争论中才能发展……有些问题不是改革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对当前搞股份制的热情要正确引导，要试点在先。”

    这次会议以后，国家体改委根据会议上各种建议，起草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通知》(代拟稿)的报告，并附有一份《关于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基本规则》，于1989年2月11日报送给国务院。此后，国有企业股份制的试点继续深化，建立规范的专门的证券部门呼之欲出。

    1989年12月，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召开了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当时背景下的金融改革问题，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证券交易所。

    在那次会议上，上海决定筹建上海股票交易所，由交通银行的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声组成三人小组专门负责此事。虽然已经决定成立股票交易所，但是为避免产生意见分歧，上海方面决定，少说多做，低调筹备。在国际上大力宣传，对国内则不做宣传或少做宣传。筹备工作的有关事宜直接向朱镕基进行汇报，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同时，三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具体负责制订方案和规划。当时上海正在筹划开发浦东，开发预算就是几千亿，为了解决资金的难题，于是，上海就把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一并写进了开发方案，后来中央同意上海的方案。据龚浩成回忆，在设立交易所之前，朱镕基曾经把这件事情当面向邓小平汇报，结果邓小平说，“你们办吧，办了再看，办了不好，我们再改嘛！”在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后，建立证券交易所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在上海浦江饭店的孔雀厅举行。上海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在锣声中，黄菊副市长和龚浩成行长，揭开了披在由市政府顾问汪道涵书写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色绸布，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由此诞生。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