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作了悲观消极的估计，另一方面又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虽然他在意识形态上同情中国共产党，但在行动上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认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他劝中共放下武器，参加国民党政府。而且，苏联不断调整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据印度驻日大使可拉瓦蒂称，1947年2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后来为驻华大使)对他说：“苏联并不愿意中共成功，对于在边界出现一个庞大的共产党中国表示忧虑。”可拉瓦蒂的话的可信程度比较高。我们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中可以找到佐证。也可以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中找到蛛丝马迹。因此，斯大林采取拖延的办法来推迟毛泽东访问苏联就比较好理解了。1949年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都留在南京，只有苏联大使罗申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这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毛泽东所以急于访苏，是因为他有许多重大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并向他请教。他对苏共驻中共联络员阿洛夫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了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

    毛泽东要向经验丰富的斯大林学习，但是斯大林迟迟不理会，使毛泽东很难成行。

    毛泽东这次访苏，涉及的内容是重大的，心情也是迫切的。担负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络任务的苏联医生阿洛夫说：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泽东的箱里已经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莫斯科，内称：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从头指示。

    按照新的约定，毛泽东应于11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中。这就决定毛泽东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问的时间推迟到12月底。

    没想到斯大林再次婉拒。斯大林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议。”

    这次，毛泽东算是服了斯大林，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提访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