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国改革》，作者：黄立茀

    引题：许多苏联史学者有一个印象，即苏联领导干部的腐化行为主要是在苏联巩固强大以后，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发生的。列宁在世的苏维埃政权早期，由于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和国家经济困难，领导干部比较自律，基本保持着革命的本色。由于苏联历史档案解密，近期有机会发现一些新的历史文献，这些资料展现了令人惊异的情况。腐化：并不仅仅伴随着繁荣和富庶而产生

    1920年苏联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由于战争的破坏，苏维埃国家经济濒于崩溃，同革命前的1913年比，谷物产量下降55%，工业生产下降了近86%。国民收入下降了75%。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排斥个人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在农村普遍发生了农民自发的骚动，1921年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水兵叛乱，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政治危机。为了遏止政治危机和迅速恢复经济，列宁毅然转向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农民完税以后的粮食可以到市场上自由贸易，允许国内私人资本租赁企业和向国外资本租让企业；将已经国有化的小企业归还业主以及重建国家银行等。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迁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管理体制亦发生改变，主要是由高度集中改为强调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大规模地推行工业托拉斯化，使托拉斯代替总管理局战为工业管理的基本环节和基本核算单位；托拉斯有权独立组织企业的生产，通过市场实行供销活动。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充分调动各种所有制成分的经营积极性，生产、供销和消费合作社也获得很大的发展。根据解密档案的披露，正是在苏维埃政权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在一些经济管理干部中出现了腐化现象。

    一、浪费公款和赌博

    首先是“交通开支巨大”。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治社会史档案馆解密档案的记载：1923年11月15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主席B．B．古比雪夫在《致苏维埃与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文件中指出：

    “尽管国家经济形势严峻，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严肃周密地考虑每一笔开支，从而使每一笔开支用得最经济，但是我们的某些苏维埃经济机关和企业家却不经意地对待一些开支，使开支的数额巨大。特别表现在交通的开支上。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

    浪费公款还发生在吃、住、玩等诸方面。1923年10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给州委会和省委会《关于同浪费做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个别负责人的”浪费行为，包括“带赛马私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住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赛马赌、罗托赌、纸牌赌，等等）”。

    此外，公款浪费还发生在医疗中，当时“在官员中特别普遍地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有些领导干部的家属超期住在疗养院里，浪费国家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