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斗争紧张的时刻，我意外地害了一场病。1月20日，我从曾家岩回到红岩，上台阶时，感到两腿没力，踉踉跄跄地回到办事处，请刘子华医生试体温，竟达39℃。但他无法判断是什么病，马上报告钱之光处长，钱之光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决定马上送武汉疗养医院，机要工作暂由刘三源负责。刘三源是中央机要科科长，1940年5月随周恩来到重庆，准备接替我的工作。本来周恩来已批准我的请求让我回延安学习，因工作和形势紧张，又决定我留下来。我病愈恢复工作后，刘三源就调到香港工作去了。我住院时，领导同志一直很关心，叶剑英曾来看过我，并请医生好好诊治。但医院条件差，我牙痛，没有牙科，外科大夫就把我全身麻醉后拔牙，把牙拔断了，牙根还在里头。以后经邓大姐介绍的名牙医韩文信诊治，才把牙根拔出。那时恰巧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处长李克农等在重庆等车去延安，他的女儿双凤（即李冰）是护士，李克农要她在医院陪我几天。她准备为我输血，但因血型不同改为肌肉注射针剂。我住院十天，据说患了副伤寒，烧退就回红岩休息。在紧张的战斗中，哪里休息得住，很快我就又投入到了工作中。为了减少损失，机要人员也实行疏散，只留邱松、紫非、郭庆标三人，赵继、康锡林到外面隐蔽。电报多时我也参加译电。电台的杨力平到桂林设密台，江洪回家隐蔽。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中

    由于我党正确执行军事防守、政治进攻的方针，在斗争中争取了各界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政治失败告终。可是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1943年6月，蒋介石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错误估计形势，命令胡宗南集结几十万大军，妄图闪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我地下党员、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通过地下电台及时将情报密报中央。中央迅即决定由朱德总司令明电胡宗南予以戳穿，并在政治上公开广为揭露，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重庆也进行适当的斗争，使这一闪击流产，事态因此未进一步扩大。

    在这期间，即1943年6月，周恩来已回延安，南方局由董必武负责。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又一次对我电台进行控制。9月，何应钦的军政部以各军驻渝办事处均不设电台为借口，把我们的电台封闭了，让办事处通过军政部的电台同延安和前总联络。这种明目张胆对我封锁的行为，虽经周恩来从延安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电台转交董必武作为“党台”使用，却仍遭蒋的拒绝。面对这样情况，在董老直接领导下，我带领机要工作人员同军政部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机密电报尽量压缩字数由三楼秘密小电台收发，大量电报则送给军政部总台发出，主要是一般的事务和报纸摘要等电报，用比较简单的密码，准备让国民党特务破译。延安来电大都是前方战报或边区消息。为了迷惑特务，就夹杂一些闭着眼睛乱写的“电报”送去，事先与收报方约好，收到后扔掉，而这些比“天书”还难解读的“电报”，可要让国民党专家们去白费劲了。事实证明，我们的斗争是成功的。1944年4月，军政部又进一步要求检查密电底稿，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董必武给何应钦写信，说明自己是中共中央代表，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不能送检，何应钦只得回信答应“暂时特准免缴电底”。不过我们还是谨防他们随时突袭，已在保险柜里放了假密码和假电报底稿备查。与此同时，准备好一部备用电台，保证只要不封办事处，我们就能同中央保持电讯联络;必要时还可启用在外面的预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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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要工作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