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顽固派为加紧对我们的封锁和限制，他们对市场上的无线电器材实行严格控制，不经卫戍司令部的批准，任何人不准购买此类器材。我们就通过地下党或进步朋友，进行秘密购买，不仅够自用（自己装电台、换零件），而且还能不断供应延安三局，如真空管、漆包线、矽钢片、变压器等，只要有去延安的汽车或飞机必定带一些去。我就曾经通过可靠朋友——重庆民生公司电台台长袁名实买了不少无线电器材，集存了两大木箱，利用1943年6月周恩来带100多人乘四辆汽车回延安的机会带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收到后十分高兴。我还通过袁名实的掩护，派报务员刘澄清到民生公司电台，被安排在一艘江轮上当电台台长;派钱松甫到鲁自诚（党员）的工矿公司设立电台，他的爱人江洪负责译电;派李冠华到莫止（党员）家建立预备台。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攻高潮后，南方局在红岩村召开会议。周恩来带来了中央的指示，报告了形势和提出应付时局的对策。他指出:目前时局在急剧转坏，但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发生。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转变，指示南方局组织部门起草一个文件以南方局名义下达。1939年6月29日，南方局发出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拟出的《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这些指示以及党中央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南方局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原则，通过电台或其他方式下达到南方局各地党组织，使各地党组织及时采取了措施，保证了党在国统区的战斗力。

    在皖南事变中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南方局机要科的工作更加紧张。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来往电报很频繁，电台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我们机要电台人员特别忙。好在周恩来早有预见，他在1940年5月和8月两次从延安出来都带了机要和电台人员到重庆。

    悲剧终于发生了。

    1941年1月7日，我们电台收到中央发来的新四军总部北上途中被围的急电。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交涉，但蒋介石已蓄意反共。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日，我们很多同志都去化龙桥虎头岩报社参加纪念活动。晚上报社举行晚会，我也随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一起去。正当周恩来在庆祝晚会上讲话时，机要科两位同志急匆匆地跑来，送上一封标有“AAAA”符号的中央特急电报。周恩来接过电报，迅速一扫，立即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体同志宣布:我新四军军部9000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在场的同志无不震惊与愤慨。这时，电灯突然熄灭，大家担心是否特务破坏，警卫副官立即在门口警卫，报馆派人查电线。周恩来不动声色，他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电灯又亮了，他又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阴谋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周恩来讲完话后，立即着手布置工作。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第二天在报上把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战的事件透露出去，并准备揭露文章。然后，我们都随周恩来和其他负责同志赶回红岩。周恩来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一方面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通知各地下党组织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先进分子，并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要求南方局内各单位负责人立即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坐牢。此后我立即到三楼向机要人员传达并作工作布置:除了必用的密码随身带外，其他藏到安全地方;楼口日夜值班，听到传达室电铃响，即把手头的密码烧掉，绝对不能落入顽固派手中;要求大家绝对保密，准备坐牢、杀头，决不叛党。

    1月17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信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深夜，周恩来从外面办完事回到红岩，在办事处二楼的过道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干部会。他沉痛地向大家讲述了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并分析了目前的局势，指明斗争的方向。他说:“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即国共两党藕断丝连的局面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两断，全面破裂。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么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当然，反动派突袭我们，并不在于我们几个人，主要目的是想搞我党的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是决不能让其得手的。如果发生了袭击我们的情况，我要去同蒋介石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如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女同志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的组织情况，可以告诉反动派，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个党支部，支委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书记是周恩来。若再问别的，就一概不知，可以让他去问书记周恩来。”最后，他号召我们要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周恩来的讲话深深地扣动每个人的心弦，大家都表示了要为党的事业、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牺牲的决心。同时，为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南方局决定疏散一部分同志，要求同志们服从组织安排，该留的坚决留，该走的坚决走。

    周恩来讲完话，已经是次日凌晨。他在又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后，把我和龙潜、袁超俊三个叫到他办公室，指定我们成立一个保密工作小组，制订保密守则，检查保密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