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应对城市病的时候，需要“围魏救赵”的办法，即不必增加更多的财政投入来缓解大城市的问题，而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的办法，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从公共财政的基本原理来说，在一个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应该均等地从公共财政服务中受益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10月9日《 中国青年报》）

城市病的出现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目前中国公共财政的分配方面存在问题，财力重点向大城市倾斜，大城市、中心城市得到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的支持，而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非但很少得到公共财政支持，甚至还要为大城市的发展输血，以自己的财力贡献来支持大城市的发展。国家以举国之力保障大城市的发展，在大城市中又以举国之力保障首都的发展，在首都，又倾斜重点中的重点，全力扶持重点医院、重点学校、重点文化单位等等。这样形成的格局是，大城市尤其首都拥有更多更好的公共设施，拥有更多更好的学校、医院、剧院等公共服务机构，大城市理所当然成为区域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服务等等的中心，也拥有更多的创业和发展的机会。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们蜂拥而入大城市寻求发展机会，享受公共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现有财政体制下，国家掌握了稳定而大量的财政收入，可以将这些财力优先用于大城市尤其首都的公共服务项目；省级财政也具有远高于县市财政的实力，可以将财政资源配置给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形成锦上添花的效果。而本来亟需公共财政阳光照耀的农村和中小城市，不但没有自己稳定的财源，而且其财力也往往被上级政府汲取以用于发展更具形象意义的大城市。这种财政资源配套上面的倾斜政策，是造成大城市畸形发展，中小城市后劲不足，农村更显落后的根本原因。

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们必然向公共服务好、发展机会多的大城市尤其首都迁徙，但是，当非常多的人都向这样的城市集中的时候，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将会被过度消费，最终形成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空气污染等等城市病。这是对于盲目发展大城市，在财力和发展方向上过分向大城市倾斜政策的报复。这种城市病当然会成为一种有效的制约措施，当城市病严重到相当程度时，大城市的吸引力就会下降，人们不再会涌向大城市找罪受，大城市的压力将会减轻，就会重新焕发活力。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进行的城市自我调节过程，是对以举国之力倾斜发展大城市的一种自我纠偏。

认识到这种原因，国家在应对城市病的时候，就更需要“围魏救赵”的办法，即不必增加更多的财政投入来缓解大城市的问题，而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的办法，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从公共财政的基本原理来说，在一个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应该均等地从公共财政服务中受益。目前以举国之力发展若干大城市的做法，本身是违背公共财政均等化的原则的。如果国家坚持实行公共财政均等化，取消对大城市的倾斜，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发展中小城市，将必要的财力用于发展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那么，人们就会在自己的家乡寻求发展机会，安居乐业，就不必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去漂流了。当然，公共财政均等化的实现，有赖于财政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央政府放权让利，赋予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财权。（何凤英 原题：以公共财政均等化应对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