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大家冯友兰晚年在《三松堂自述》中忆及早年教育：戊戌进士出身的冯父坚持对他先授中学再授西学，认为没有相当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这一教育方针使冯友兰受用终身，晚年深为认可。

比冯友兰小44岁的李欧梵（台湾中研院士）先求西学后求中学，殊途同归，认定中国人文学者的根基在中学，有了中学底子，才有理解西学的基础与可靠的出发点。

在这个意义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在正确得很。再从学以致用角度看，没有中学根底，西学再多，亦无法融会贯通施之于用。说到底，文化是对社会现实价值的认识，中国文化来自中国历史，凝聚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集体经验总结，西方文化来自西方历史，乃是对西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总结，可借鉴不可代替，可参照不可硬套。尊重中学，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尊重中华祖先的经验总结，尊重由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民族特质与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洋为中用”必须建筑在“中学为体”的基础，渐次而行，逐渐渗透，不可简单废替。

曾经喧嚣一时的极左思潮将传统文化一棍子打倒，虽一时有助于对旧观念旧传统的扫除，但毕竟同时埋下极大隐患。当一代青年向国学不屑地“挥一挥衣袖”，他们的下一代便只能从符号概念上熟悉孔孟老庄了——既然皆是糟粕，何必浪费青春！既然国学已旧，何必再予关注。及至“文革”，我等一代“文革少年”对国学已完全断脉。而今，出于“工作需要”再去补习文言，重识儒释道，只能烧一锅夹生饭了，毕竟会背“老三篇”无法代替诵习“十三经”，我等一代人的国学只能似胡适的新诗——一双“解放脚”。

而当今的文科生（包括我的硕士生），竟视《论语》、《孟子》这样的初级古籍为畏途，感到难于啃咬，首先从心理上便惶恐起来：“裴老师要求我们读古书！”这声惊叫居然成为学生对我的“第一评价”，实在令我感觉问题严重。细细想来，这恐怕也是曾经全盘否定传统的必然。

我想作为中国学人（即便是专治西洋文化的专家），心里也会有放不下的“中国情结”，也会不时自问一声“难道月亮真的也是外国的圆吗？”毕竟，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大宝贝，诱惑力很大很大。再说了，西学再好，那也是人家的东西呵！国学再次，更需要我们去捧去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