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提出了一份建议案，列举了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的种种压力。比如教育方面，建议案忧心忡忡地说，“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建议案提出的终极建议，就是要控制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总量。

不光在北京，许多城市都会不厌其烦地列举人口增长带来的种种压力，有些城市还出台各种措施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这样做，就是重新竖起城市壁垒，让城市资源变成一种特权资源，不去在改变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格局、解决体制问题上想办法，却在抱怨和限制人口流动上动歪脑筋。这正是“城市病”这一概念的隐秘目的，利用“城市病”为维持旧有利益格局开脱。

城市中发生的问题，有许多都不是城市引起的，而且这与城市是大还是中小也没有多少关系。它们是深层次问题、体制机制问题在城市这一空间里的集中表现，有一些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有一些则是政治问题。我们看到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问题，那未必是因为城市病了，需要治疗和改变的很可能是某种旧体系、旧格局。（刘敏 原题：有病的不是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