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益面前保持一份淡定

　　有很多群体，比如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就应该在利益面前表现出一份稳重和淡定，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随着分工细密而进步

    首先要看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多少体现了中国观点多元和学术争鸣的进步。从实质上看，曹操墓真伪之争，本来应该是个事实之争和学术之争，焦点应当主要集中在出土文物是否造假、文物所载内容是否符合三国时葬制及当时有关文化规律等两个方面，但让人遗憾的是，两派实际争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前述范围，转而变得有些杂乱无章甚至无厘头。

    比如，当有人声称握有曹操墓出土文物造假证据的时候，立刻就会有媒体发出声音，称这个人的学历有假、职业不详；当有学者质疑出土文物上的内容有违三国时文化规律时，立刻就有人质疑这个人的“学者”身份；当安阳有关方面拿出证据据理力争曹操墓真实性的时候，立即就有人说安阳方面将在曹操墓开发中获利多少多少，云云。

    更加诡异的是，在这场本应为文明而辩的争论中，网络和其他媒体被充分利用起来，论辩参与者在网上肆意谩骂、无端造谣、恶意论证、人肉搜索的现象时有耳闻。

    正是因为这场争论日益远离理性、平和与文明，日益变得捉摸不定并陷入规则虚无主义，尽管近一年过去，争论一直未有结果，争执双方既没有说服对方，更没有说服旁观的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这场争论如果继续如此以往，不仅不能解决曹操墓真伪问题，甚至还会伤害到中国现代社会文明谈判的氛围和规则体系，伤及有关文明和文化的秩序与氛围。

    首先，这场本应解决文物考古结果真实性的争论，不仅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反而让人们产生一种疑惑的感觉——是不是中国过去的很多文物定位都有问题？基于这一疑问，文物考古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文物工作的严肃性与文化教育功能在公众心目中大打折扣。

    其次，尽管安阳方面口口声声称对曹操墓的认定与经济利益没有关系，可人们却真切地看到，曹操墓还未定性，当地有关部门就迫不及待地将墓地辟为旅游景点并公布高额的门票价格。如此行为，能不让人以为文物沾染了铜臭，利益替代了科学？

    第三，“否定派”对曹操墓非真实性的考究和论辩，本是任何公民都可为之，可偏偏有人却要打着所谓学者的大旗咋呼公众，在自己的身份尚无完全可信度的时候，社会显然也无法相信他的结论。如此行为，既让公众不满，也让学术的权威性受到了伤害。

    第四，本应严肃的驳辩，由于掺入了很多违背常识、违背科学和违背善良情感的言行，因而变得八卦无比，如此氛围，让人看笑话。

    为什么一件好端端的事情最终落得如此尴尬结局？归根结底还是利益的作祟。在利益的左右下，不管是斯文的还是非斯文的，统统现了原形——

    一些地方的文物部门因为和文物发掘的结果挂上了利益之钩，就挖空心思到处刨坟挖土，而罔顾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的基本法律原则和技术原则，甚至不惜以不严谨论证的方式来匆匆认定文物；一些学者在维护学术权威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将自己牢牢地绑在了利益链上，他们所说的话貌似学术分析，实则是利益控制人的传声筒和蒙骗公众的工具，学者的学术公信力自然降低；甚至一些媒体，也乐于卷入利益之争，因为它知道，只有卷入了利益，才会有利益的机会，在利益面前，人们当然不能指望它还会说公道说话……

    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否认利益的正当性和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性，但市场经济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分工细密、职责分明、义务稳定的规则社会，这些分工所形成的职业界别或者人的社会角色定位，决定了他们与牟利性的距离，有些群体，如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其天职就是营利，但还有很多群体，比如政府官员、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就应该在利益面前表现出一份优雅、淡定和洒脱。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会随着分工细密而进步，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能按部就班正常运转。否则，当所有的群体都一窝蜂似地扑到利益之上，利益就会蒙住人们的双眼，社会也就失去了稳定的规则。（ 陈杰人 作者为中南大学伦理学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