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算不算劝捐，比尔·盖茨与巴菲特9月29日在北京拉斐特城堡酒店举办的晚宴，主题无疑是慈善，这两位美国乃至世界顶级富人正是为此而来。

其实中国是个慈善传统深厚的国家，儒释道三教，均有与之相关的宽阔内涵。“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仁者爱人”乃其基本出发点，用孟子的话来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佛教以慈悲为本，而这种利他主义道德观的具体实践就是布施。道教思想中也不乏劝善去恶的嘉言，如《老子》一书中就有“施恩布德，世代荣昌”、“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呼之应声”等。

几千年来，这些思想深入人心，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问题在于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慈善概念，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民”是有阶级性的，不同时期总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加上对阶级斗争的日益强调，“恻隐之心”乃被轻慢。到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年来普遍的赤贫状态使人对财富的追逐近于疯狂，很难体会到，金钱只是社会运转的一种媒介，就个人而言决非生活的全部。

传统中国社会，阶层排列顺序是士农工商。商人位居其末，虽然坐拥金银，并不受人尊敬，所以一些有钱人要买官。即使仍用某种不道德手段，却意在得到人们道德上的首肯。早年，方志敏留下遗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但现在还有多少他的后继者，仍以清贫自傲呢?

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改革的策略后，占有金钱多少成为成功与否几近唯一的标准，社会分配出现失衡、慈善精神丧失便难以避免了。现在有人把中国企业家中少有慈善家归之于他们财富积累还不够多，无疑是荒谬的。没有多元价值观与某种意识形态支撑，那些以金钱为人生全部目的，又使尽种种手段才聚敛起财富的人，如何可能轻易地抛洒它们?说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卡内基，把经商看作是替上帝服务的机会，这与仅仅建筑在个人贪欲上的发财是不一样的。比尔·盖茨与巴菲特也都是这种清教文化的秉承者。

精神背景不同的中外富人，如今坐在一起交流慈善活动心得，是让人鼓舞的景象。我也相信，中国迟早会产生自己的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我们都还记得，这块土地上曾有多少公而忘私的英雄与普通民众?眼下问题之一是，像雷锋这样的人，能否在目下的经济环境与制度安排中发财?叫人欣喜的是已经出现了陈光标。就在此次晚宴上，他向比尔·盖茨与巴菲特提出，怎样把世界上的富豪们都集中起来，成立一个慈善基金组织。就个人资产而言，陈与比、巴显然不是相同级别的，但在精神上，却并不逊色。

晚宴现场，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在微博中转述巴菲特的话:“我没有因为钱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出的钱却可以改变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难道这不是更大的幸福吗?（赵健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