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也是迫于形势走向，觉得对“船长”起诉、判罪比起日中交恶的后果，有一些“不值得”。在这种判断下，不得不释放了船长。表面看日本政府此次服软了，但实际上反映出日本国家和日本文化的特色和柔软性。试想一下，战败后的日本昭和天皇为了达到保存日本国体，一段时间里不惜屈尊每日前往盟军统帅部麦克阿瑟住处前朝拜。

　　现在，日本民间完全一边倒地认为，钓鱼岛1895年确认其为无人岛后开始正式编入了日本帝国版图，并一直依据法律程序实施了管理（比如从私人所有到国家租借），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归属原则。他们还错误地认为，中方（含大陆和台湾）是上世纪70年代前后因为知道此海域海底有油气资源才又提出主权要求。所以最好是在钓鱼岛常设驻军才能彻底断了中国民间的登岛愿望。在这种错误认知下，钓鱼岛问题很容易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死结。长期这样下去，连相互理解与沟通的平台都将丧失殆尽。

　　对此，日本方面必须有基本的国际风险认知，而中国方面也需要未雨绸缪。

　　外交很多时候是力争，通过折冲樽俎达到平衡、平和地共处。为了中日友好的长远大局和利益，中国是否可以在全局上加强友好交流的同时，开诚布公地向日方明确主张，将钓鱼岛问题具体化、项目化、时限化，有计划、有步骤地明确解决问题的一揽子计划，掌握主动权。当务之急是需要全面而具体地，通过所有外交手段和民间管道，让日本国民知道中日间有钓鱼岛争执及其事实真相，与对方把话说清楚。

　　与中方一直是侧对、被动应对相比，日本一直是面对、琢磨及积极操弄，一直在加强实际控制，强化此地区“正当、合法”及常态地“国有化”的契机和借口。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对此，中国政府可以负责掌管大全局，友好为重；民间交往作为辅助，利益为重。而各地的人大、政协都可以在有事时发出谈话、声明之类的抗议声音。只有这样，中日交往才有可能避免最坏的结果发生。▲（作者刘刚，日本冲绳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