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政处罚对“诽谤”政府者治罪，若蔓延开来，那又将是一场公民权利的灾难。

自“彭水词案”以来，因言获罪的网络帖案时有发生。最新的例证来自江苏的邳州。

该市3名教师被公安机关拘留，原因是他们3人通过网帖反映的问题，主要涉及个人工作岗位、有关校领导腐败等内容。其中两名教师辱骂了教育系统领导，另一名教师则骂了教育局。

鉴于以往引起公愤的网络帖案，“嫌疑人”多被当地警方以“诽谤案”立案，作为对民意的回应，最高检察院于8月初专门出台规定，要求“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

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却不失现实意义。但是，这似乎难不倒那些欲把“诽谤”政府者治罪的地方政府，邳州帖案就暴露出这样的新动向。作为应对之策，警方可能不再向检察院报捕，而直接对“嫌疑人”处以行政处罚。

警方撇开检察院和法院，对诽谤案“单干”，相对来说更危险。一是地方公安的权力难以受到制约；二是处罚的力度，实质上未必比刑罚轻。比如以剥夺人身自由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处罚，就包括了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

行政处罚不受司法审查，这是制度的弊端。对于一些地方领导而言，这种弊端却正是他们想要的———在独断的强权面前，公民的权利显得格外微弱。尽管我们在谈论公民批评自由的时候，常常直接引用宪法：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邳州帖案的处理，就绕过了检察监督。就在中央强调网友声音“直通中南海”的同时，邳州警方依《治安管理处罚法》拘留了三位在网上发声的教师。若此因言获罪的新动态得以蔓延，那无疑又将是一场公民权利的灾难。

温家宝总理说过，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要想这句话不落空，就必须认识到，不受约束的拘留权和劳教权，很可能让公民的批评权和监督权成为“空权”。□王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