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中国足协作为半行政单位，根据政企分开的原则，它必须退出联赛的经营领域。可在国内，联赛的产权实际由有官方背景的中国足协完全拥有，联赛中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足协拍板说了算。一家独大，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毕熙东说。

　　江湖名声

　　著名足球记者李承鹏曾在他名噪一时的文章《中国足球资本论》这样描述国内的职业足球:中国的足球是不是真正的职业化?不是。甚至连半职业化也不是，因为———投入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老板们根本无法按资本运营规律办事，最多，他们只是一个赞助商，通过赞助换回点江湖名声，或寻求政府的政策优惠。但即使这样，也不是真正的资本运作，至多只是官商合作。足球的“市场经济”从一开始便会遭到不断的挫折，从计划经济而来的中国足球，要达到“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的目标，真是犹如“从此岸到彼岸”那样遥远，中国足坛还没有形成“资本化”的温床。

　　足球病灶：钱太多，权太大

　　记者:中国足球出了这么多丑闻，问题究竟出在哪?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其实足球的问题，可以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背景下来观察和思考。目前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有些聒噪，法制在一些方面还不健全，老老实实按规则做游戏的是少数。比如足球圈里，守法的反倒不能成为强势群体，这就造成人们的行为不规范，别人都收钱我不收就显得很不合群，官员本身就比其他人更容易沾染受贿的恶习，再加上足坛已经是一个酱缸了，某个人想独善其身，何其艰难。所以从整个社会的行为环境来讲，缺少一种约束机制。另外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下滑，学术腐败、造假现象严重，包括某些公务员，讲道德高尚显得很傻，用金钱和职务来衡量很真，社会教育的失败导致整个社会缺少一种有效的道德衡量标准。

　毕熙东(资深足球评论员):我们国家的宏观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化，有政府指导着方向，有专家支招，一切都是运筹帷幄，而我们足协就不是了，主管部门领导和足协的领导都是关起门来议事，他们熟悉计划经济那一套，前几年很理想化地说改革就改革，结果一面向市场，遇到了好多意想不到的事，这些领导既不懂足球运动规律，也不懂市场经济规律，很多事出来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习惯回到原来计划经济的轨迹，用行政干预，这样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规律，破坏了足球运动的规律，两规律全破坏了。所以我说，体制不改革，抓谁都没用。

　　记者:足球小环境和国外有何异同?

　　何家弘:《韩非子》中有一句话: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国外的足球环境为什么相对好些?因为人家违法的是弱势群体，守法的是大多数，一旦打假球、受贿赂，被查出来，处罚是相当严厉的。

　　而我们国内足球领域的状况呢?简单说就是钱太多，权太大。国内联赛实行俱乐部制，企业砸得钱多，球迷支持得多，合法的钱和非法的钱都一拥而上;按理说足协作为社会团体应该没什么权力，但是中国这种体制造就了足协的权力过于大，足协官员说哪个裁判上就哪个上，说处罚谁就处罚谁。权力的滥用导致了以权谋私、拿权换钱的结果出现，而这些潜规则，老百姓是很难看到的。

　　毕熙东:《中国足球协会章程》和《体育法》赋予了足协以组织、管理、经营足球职业化、即商业化的垄断性权力。足协之所以能够在足球商业化运营中扮演核心角色，根本的是，只有它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特许权或市场垄断权。南勇、杨一民、谢亚龙等人，是中国足球行政垄断的一个个代表者，也是体育主管部门利益在足协的直接体现。他们既是不倒翁，又是强势和铁腕的代言。实际上，这都是体育资源行政垄断对中国足球带来的戕害。足协高官的落马，起码说明两点，腐败在各个领域存在，必须抓;体制的确有弊端，必须改。

　记者:如何根除足坛病灶?

　　何家弘:足协被一窝端了这么多人，给其他人敲响了警钟。但不能停留在惩处阶段，还要查清背后的隐情，改革落后的体制，完善相关的法规。

　　游戏规则越透明，权钱交易越无处藏身。比如某场比赛由哪位裁判执法，不能搞一刀切;足协任免官员，也不能搞一言堂，完全可以进行公开听证，电视直播，让足球背后那点事儿，都在老百姓和媒体前晒一晒。当然我们有自己的国情特点，不能照搬西方的某些模式，但起码在足球管理这个不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可以先做一些尝试。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干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损失会很大，但从长远来看，对俱乐部和足球发展的好处是毋庸多言的。足球的社会辐射力很大，做好了可以影响其他领域，老百姓也会拍手称快。这主要取决于足协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有没有刮骨疗毒的决心。

　　“足坛反腐”最终目标应该是重建中国足球法治的规则。（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