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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直至1937年7月底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时，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同国民党斗争的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人与中共中央中断联系整整两年有半。

　　1937年8月下旬，项英、陈毅正式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之后，随即便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到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及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代表谈判。8月底，项英到南昌，同江西省政府达成协议,议定江西境内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国民党军队从红军游击区撤退。

　　南昌谈判达成协议后，项英先去南京，后赴延安。陈毅则和陈丕显等人分头赴南方其他游击区联系红军游击队集中整训和下山改编等事宜。各游击区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隔绝之下，由此给接关系造成异常困难。陈毅到湘赣游击区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指示，进山后差点被当成叛徒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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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下旬，陈毅从吉安出发。陈毅因腿伤发作，通过与国民党吉安第三专署协商，由专署保安司令部雇请轿夫四名，还派一个副官带两名士兵随同。陈毅一行经长途跋涉，到达九陇山（也有写作九龙山——笔者注）九陇村村口一户农民家歇脚。可巧，女户主段田秀是红军游击队的秘密联络员。她待陈毅等人休息后便溜出去向游击队报信，走了不多远遇上了红军独立二团特派员黄炳光（建国后任解放军南昌步兵学校副校长——笔者注）和他带着的两个侦察员。段田秀报告黄炳光，说她家来了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脚登皮鞋，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墨色太阳镜的很有派头的大老板，身边有白军军官和两个兵保卫，是坐着轿子来的。一到她家就向她打听上山的途径，说是上山找红军负责人谈大事情的，请段田秀帮他雇一个熟悉道路和情况的人将他送到山上红军那儿。黄炳光觉得很蹊跷，决定去段田秀家看个究竟。在段田秀家，黄炳光见到了陈毅。陈毅问他：“你是游击队的人吧？”黄炳光点头承认。陈毅对黄炳光自我介绍说：“我叫陈毅，来找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央指示，把队伍开出山去参加抗日。”他随手从公文包里取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材料给黄炳光看。陈毅高兴而又急切地要求黄炳光把他带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那里。

　　黄炳光想到湘赣游击支队参谋长段焕竞（建国后历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笔者注）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建国后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笔者注）正好在九陇山，便答应回山报告。

　　当时，国共已经合作，陈毅为了安全上山，特意作这身打扮，并由国民党军副官和卫兵护送，这样沿途可以省得许多麻烦。他见黄炳光爽快地回山报告去了，就给轿夫付了工钱，打发轿夫和卫兵回去，只请那个副官留下随他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