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满目疮痍的南京大街小巷里，到处飘扬着胜利的旗帜，人们载歌载舞，庆祝自己摆脱了沦陷的苦难。而在百里之外的浙江长兴群山之中，在新四军苏浙公学里，新四军营长戎克勤和战友们也同样欣喜若狂，因为经过殊死搏斗后，他们终于盼来了最后的胜利。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５周年到来之际，９０岁的新四军老战士戎克勤在南京讲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
从戎——好男儿当兵去
１９３８年的６月，江南新四军第１支队２团团长王必成（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率部东进，来到戎克勤的家乡常州武进戎家村一带活动进行抗日斗争。
在抗日的同时，新四军还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尤其号召广大青年参加抗日。他们举办了夜校，戎克勤当时１８岁，和周围六七个村子的年轻人一起，一连七个晚上，每晚都聚焦在一起听新四军讲抗日的道理。
“当时有句话说，好男不当兵，然而七个晚上后，我们明白不当兵就要当亡国奴，我们不甘心，为了能够过上好日子，我们得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戎克勤说。
就这样，当年７月的时候，４９名青年人来到了江苏丹阳，参加了管文蔚（建国后担任江苏省副省长）领导的丹阳抗日自卫总团。９月，他们又来到茅山一带找到了新四军第１支队２团团部，被安排住在一个祠堂里，下面铺的是稻草，上面盖的也是稻草。
第二天，王必成就来看望，还风趣地说：“你们盖的可是金丝被！”大家一听都乐了起来，终于找到主力部队了，可是却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三天，团部宣布这４９名青年人编在２团特务连３排，戎克勤成了一名抗日战士。
奇袭——以弱胜强速战速决
１９３９年秋的一天，戎克勤所在的３营９连安扎在武进、丹阳交界处的一个村子，侦察员了解到日本鬼子日前从丹阳、常州调了２００多人集结在奔牛镇，准备分乘７辆汽车到西夏墅集中，准备次日天亮前“扫荡”丹阳方仙桥一带的游击队。
当时连首长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伏击机会，于是决定打一场伏击战，地点选在了陈巷桥村。于是晚上８点不到，大家就隐蔽在村南的坏土墙、田埂、坟墓旁。全连唯一的一挺白朗宁轻机枪被安排在最前头，任务是指挥战斗，将鬼子第一辆汽车的驾驶员打死，扫射敌人，控制局面。
当时每个战士配备４颗手榴弹，但每人只许投３颗。第一颗向车上投，第二颗、第三颗往车下扔，投完后，每人再打两排枪。
不到９点，大家就听到了公路上传来的汽车声，鬼子７辆汽车前后距离不到１５０米，向伏击圈开来。
等机枪一响，伏击开始。等大家按照作战顺序打完两排子弹，发现对方一点声音都没有，２００多个鬼子一下子被打蒙了。前后不到２０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戎克勤说：“当时连长命令，不许清扫战场，迅速撤离，等我们走出不到一里，听到后面汽车上的弹药爆炸了。”
第二天，听当地老百姓讲，２００多个鬼子，只剩下了十几个。而新四军全连只有一个战士负伤。
乐观——不怕苦不怕死
日本侵华期间，将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又先后炮制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南京成了日伪统治的中心，城内军警宪特机关林立，周边频遭清乡扫荡，新四军的条件非常艰苦。
说到吃，当时这可是个大问题。由于游击作战，很难获得蔬菜和肉类，又没有油，只能经常到池塘里摸螺蛳、河蚌吃，战士们普遍营养不良，体重下降。到了１９４４年春，连里９０％的战士拉肚子，卫生员每到一地，都要到老百姓家里收集鸡蛋壳，然后洗净放在锅里炒，碾压成粉状，这是治疗肚子疼、发涨、不消化最好的药。一位副排长，就是因为长期拉肚子，又无药可治，就这样死了。
说到穿，戎克勤说：“当时规定每年发给每个军人一套棉衣、一套衬衣，一套单衣，但常常是到了１１月、１２月，棉衣还没有发下来，到了来年６月、７月，单衣也没有发。”
说到住，当时新四军大部分战士宿营在山上，在树下，每天睡在地上，一到春、夏、秋季，那里的蚊子咬人，蚂蚁、虫子到处乱爬，总是睡不好觉。遇到刮风下雨，大家就三五成群将雨伞撑着聚在一起，尤其是冬天，大家就是这样围在一起相互取暖。
当时因为敌人封锁，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紧缺。戎克勤说：“新四军连牙粉也没有，我们只好到老百姓家的香炉里沾点香灰刷刷牙。要是负了伤，红汞、碘酒就是最好的药。我们用碘酒止血，辅助治疗用点凡士林。有时连凡士林都没有，就用肥皂水注在纱布上敷在伤口上。遇到鬼子放毒气弹，我们只能喝小便，或者找粪坑喝粪。”
虽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可是新四军全体指战员没有一个开小差，当逃兵，戎克勤说：“新四军里没有黄埔军官，只有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没有学士博士，只有丰富经验的革命者，各种困难反而激发起我们战胜困难，团结抗日的必胜信念。我们最喜欢的事，就是每天在一起唱歌，比如《游击队之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多带劲啊！”
不仅如此，每天下午５时以后，新四军都会派战士到各村活动，让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新四军战士，知道新四军和他们在一起。戎克勤说：“老百姓每次看到我们，都非常高兴，他们都说，抗战一定很快就会胜利，总有一天，中国人会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