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在美国近海航行

    近期中美关系令人关注。有人说，美国正“从南北两端围堵中国”， 中美间一场“战略较量”在所难免；也有人说，中美本是“假朋友”，什么“伙伴关系”只是为“好听”；还有人说，“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现在中国实力增强腰杆硬了，在国家“维权”问题上应“加快进度”。诸如此类的议论涉及的问题都很复杂，是不可简单化地看待和对待的。

    一、要充分认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中美关系向来很复杂，决不应当采取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和对待。

    首先，从发展历史看，中美关系虽曲折不稳，但总体上“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因而历经风雨而不衰。建交3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美关系能一再迈过坎坷而发展到现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国间存在“共同利益”，只是不同时期，这种共同利益的“载体”不同而已。冷战结束前，中美间的共同利益主要是出于对付“共同敌人”（苏联）的战略利益；“9·11”事件后主要是面对“共同使命”（反恐）的战略需要；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是应对全球性“共同挑战”所形成的更为广泛的“共同利益”。虽然中美间的矛盾和摩擦不断也不可避免，但总体上因共同利益大于分歧，所以总能迈过坎坷而继续前进。过往的经验表明，中美关系好时要警惕可能出现干扰，中美关系遇到困难时也别过于悲观。曾有人估计“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我看现在仍用得上这句话。

    其次，中美关系论性质很难简单“定位”，各种“伙伴”称谓的出现是其复杂性的必然反映。中美关系既不能简单地说是“朋友”，也不能简单地说是“敌人”，所以曾有“非敌非友”的说法。后来又有“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战略伙伴关系”等称谓，还有“利益攸关方”等概念。概念和说法的多样性正是中美关系复杂性的客观反映。说法虽不同，但核心意思是一个——“伙伴”。这个“中性”词，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既是“朋友”，也是“对手”，当然既不仅仅是“朋友”，也不仅仅是“对手”。“假朋友”难以概括中美关系的这种复杂性。

    再次，中美关系结构复杂，其广泛复杂的结构既扩大了合作领域，也增加了发生矛盾和摩擦的机会。中美两国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的两个大国，要建立“战略互信”并非易事。邓小平1989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曾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变化的客观事实，缩小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差距”。2005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了“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强调“中国不同于过去的苏联”，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他从理论上论证了美中关系的基础是战略上的“共同利益”。但中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分歧仍是客观存在，不能不反映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来。此外，中美在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双边关系，以及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面临的“共同挑战”，既提供了众多合作共赢的平台，也增加了发生矛盾和摩擦的机会。

    最后，从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看，虽然矛盾和分歧非常突出，但不可能走向全面恶化。美国近期在黄海和南海的不寻常举动，恶化和加剧了中美关系，除了美国中期选举挤压中美关系的临时因素外，很可能是美国调整战略和政策的反映。但是否如有的媒体所说的那样，美意欲打造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从南北两端来围堵中国呢？笔者认为，中美间的战略关系并无实质性变化，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仍大于分歧，中美关系不可能全面恶化。退一步讲，即使美国下决心要全面围堵中国，客观上也是难以实现的。一是东亚各国的心态复杂，他们虽不希望美完全撤离，想拉入美国以制衡中国，但未必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来围堵中国。二是东盟从中国迅速发展中普遍获利，切身感受到中国发展对他们是机遇而非威胁。三是美国军力虽是世界第一，但现在世界早已不是炮舰横行、强者为王的时代了，美在南海没有一意孤行、为所欲为的空间。最后，必须看到中美彼此利益已交织得难舍难分，美若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损害的还是美国自己的利益。因此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摩擦和麻烦，但中美关系不可能全面恶化。

　　二、要全面认识中国“维权”过程的艰巨性

    中国“维权”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维权”斗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是绝不可动摇的，但怎样“维权”却受多方牵扯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中国实力增强后，国内有网民认为，过去是“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现在国力增强腰杆硬了，国家在“维权”问题上应“加快进度”了，有的网民甚至主张已到了向美国“讨说法”的时候了。但是中国的“维权”问题，特别是“美台关系”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是因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就可“立竿见影”地迅速解决的。换言之，我们还要全面认识中国“维权”过程的艰巨性。

    首先，外交博弈的确靠实力，但中国经济总量增长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中国GDP总量排名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量还不及人家的“零头”，在世界的排次仍在一百位之后，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国际上热捧中国为“发达国家”，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事实，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不会被忽悠。发达国家除人均收入这一标准外，还必须具备其他一些基本标准，如城市人口比例，中产阶层比例、稳定的生活质量、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中国在这方面都还相差很远。从政治学意义和历史背景看，迄今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仍面临着被外来势力分裂和肢解威胁的国家，仍然明显地保留着“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受人欺负的伤痕和烙印。所以，中国不能与发达国家比物质生活的“富裕程度”，要有长期当“发展中国家”的决心和勇气。

    其次，中国虽然发展了，但又有发展了的问题，国际环境并非都是顺利和有利的。小平同志晚年在反思中国发展道路时曾说过：“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小平同志这番话当时是就中国国内情况讲的，但现在看来，中国在国际上所遇到的情况，何尝不是也如此呢。近年的事态表明，中国发展了招来了别人的嫉妒、担心，甚至算计，从而给中国带来了不少负面的牵扯、压力和麻烦。现在西方对中国收起了“崩溃论”，却又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责任论”和“傲慢论”。这说明，中国发展了，国际环境却变得更复杂了。

    再次，中国实力地位的提高并不能立竿见影地迅速转化为对外关系中的主动权和政策杠杆。虽然中国在今年4月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中是“大赢家”，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已迅速提高到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位列第三，但是在外交、政治和军事领域，国家实力地位的提升绝不会这么立竿见影。在涉及领土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也绝不是单凭中国“国力强盛”可解决的，不能忘了外交讲究利益，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斗争手段和方式，这就需要经历相当的时间和过程，太着急了反而是欲速则不达。

    但是，无论斗争多么艰难，中国“维权”的立场必须坚定。我们要永远记住邓小平那铿锵之声：“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来源：北京日报 肖枫 / 作者为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