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算我们过目之资料仍有各种缺陷，我们已可从中看出在1926年夏季至1927年春季的约九个月间蒋介石已充分表现其为人做事之若干特性。远在1923年1月26日他复廖仲恺信里已提及实行主义与获得政权为两件事，此由于党员与政客之性格不同，他甚至讲明国民党如要取得政权，必引用“中国式政治家”，既然如此，他也必已预先了解如望以武力统一中国若干军阀行径仍不可少，只因社会环境如斯，革命家纵异军突出亦无从天马行空也。所以他一方面向军校第四期毕业学生训话，承望他们向黄埔第一期同学学习(死去的已五分之三)，不要向第二、第三期同学学习，一方面也仍以人身因素拉拢部下，用升官发财为饵培植个人势力。蒋介石军事上之成功，大都得力于此种现实手段。可是此亦为他今后立身做事之羁绊，他纵可能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自身解脱，他的态度已不能为黄埔近身同事李济深、邓演达所谅解。

　　蒋介石之作为，保持着孙子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宗旨(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觅对方可被击败的机会)。他在政治上的准备，也采取同一方式，先作守势次取攻势。有了以上背景上的分析，1927年的清党与宁汉分裂不难了解。

　　1926年12月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迁武汉。蒋介石亦在南昌召开军事善后会议，又邀请中央由广州赴武汉之中委先来南昌，由他招待游庐山，在庐山举行会议，有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及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张静江。只是一部已到武汉之国府委员及中央执行委员却在当地组织“联席会议”，声称在政府未迁来之前执行最高职权。大概蒋介石以为此系临时性质，所处理亦不过一般行政事项，曾表示赞成(12月20日)。即《大事长编》亦曾未称其为不合法。不料此联席会议受鲍罗廷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把持，准备筹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便全面改变政策。于是在江西之中委包括谭延闿及张静江等才宣布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暂留南昌。自此中国国民党已有两个中央。在宁汉分裂之前已因湖北及江西间之争执，先已有了“鄂赣分裂”。在武汉之一派包括邓演达在内除对蒋介石大权独揽人身之不满意外，尚反对其进军于江浙，缓和对外关系，以及准备约束工会运动之诸般措施。

　　蒋介石于1927年1月乘军舰由九江至汉口，有意弥补两方意见，只是显无成效。鲍罗廷之“欢迎词”已形同警告，而蒋一周之后返南昌，两方裂痕更加深巨，南昌致电于第三国际要求撤换鲍罗廷则未获答复。

　　武汉之二届三中全会于3月开会，到会者33人，除3人外，尽系左派及中共党员，其决议可谓推翻自“中山舰事件”发生以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各项措施，并且通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以削弱蒋之职权，而蒋则执行其向江浙地区之进军。可是4月12日之清党并非如艾萨克斯所说突然展开。即在武汉之联席会议采取各种行动之前，国民党之监察委员会由蔡元培领导已聚集于上海筹商对策。上海总工会组织劳工市政府时，国民党右派亦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与之对抗。当北伐军军行所至各地发生排外风潮时，外人在上海已严阵以待准备武装干涉，蒋介石则发表谈话表示尊重外商财产无意在此时以武力收回租界。凡此都使清党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