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军事最危急时，即是转胜之机。如一轻举妄动，即足招败亡而贻羞耻。以后不论何事总要熟虑断行，切勿随人主张而转移也。军事第一要贯彻到底，即使错误亦须错误到底，所谓将错就错也。(1926年12月26日)

　　然则军事上之成功只使内部分裂愈为恶化，在这数月内南昌与武昌间政治关系之距离日益辽远。北伐开始时之三个口号依次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军事行动不久，即发觉照字面做去之不合实际。9月间美国公使麦加利由香港访问广州，蒋介石即自前方电令所部给予礼遇，开与西方国家接触之门(9月23日)。次日亦由于他的催促，国民政府通令解散广州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恢复广州香港间的正常交通，自此结束了一年三个月的对英大罢工。此后广州政府宣布征收华盛顿会议授权中国征收之进出口货品物品附加税，也未受到外人阻挠。中英关系继续改善，伦敦授权英国新任公使兰浦生往北京到任之前，于年底先来武汉拜访，作为承认国民政府之先声。这种接触与改向，不免使在武汉之顾问及国民党左派感到傍徨。他们也预料蒋介石向江浙进军，必将对西方各国更为接近而对苏俄更为疏远，因之影响到国民党之整个联俄容共政策。

　　1927年初武汉与南昌(1927年3月之后则为另一城市中心——南京)全面决裂。2月24日汉口组织群众大会，参加者五万人，其标语与口号着重党权高于军事权力，反对人身政治与军事独裁，其重点则在反蒋，邓演达曾参加演讲，为大会之主持人物。当南京政府打击沿海一带之左翼工会时，邓演达亦于7月在《中央日报》撰文攻击蒋介石。

　　武汉政府崩溃之后邓化装为工人出走，抵达俄境，又在东西欧游历约三年，于1930年5月还上海，在租界发行《革命行动》。蒋之国民政府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法办。邓演达以危害民国罪被判死刑，于1931年11月29日执行。以当日情景及蒋介石与他之特殊关系，此事极难如是解决而无蒋之示意或认可。

　　因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记事至1926年12月31日而止。我们只能看到蒋所作“今日已是十五年最后一天……大海茫茫，何时能达到彼岸”之责身自问，而《大事长编》续记清党各事，则以已经发表之各种公告占篇幅，不到1927年10月蒋辞职赴日之后未提引其日记，《蒋“总统”秘录》也只引用蒋4月18日奠都南京后演讲辞内提及当年1月13日鲍罗廷在汉口欢迎他晚宴时的讲话，内中用无礼的态度警告他：“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此外缺乏蒋亲身切眼的经验，反映到当日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