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而激发出来的是他那著名的“立人”思想。于是，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对个人“自我意识”的急迫追寻。

　　鲁迅以其卓越的文学业绩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鲁迅作品展现出来的现代性自我意识，特别是对人的思想意识、人格感性的独特把握上。鲁迅先生在留日生涯中就对国民性问题高度关注，据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回忆，当年在弘文学院，他们常常谈到3个相连的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后来，鲁迅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

　　正像他的学名树人所暗喻的那样，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而激发出来的是他那著名的“立人”思想，因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是要他们克服“麻木的神情”，使他们“改变精神”。于是，鲁迅作品表现出一种对个人“自我意识”的急迫追寻。心理感觉层面的问题不解决，理性觉悟就是一句空话。显然，鲁迅的这种文学选择在力倡人道主义“血和泪”的“五四”时期是极为深刻而独特的，而这深刻和独特应归因于鲁迅对“立人”思想的深刻理解。

　　所谓“自觉至，个性张”，鲁迅吁求的“自觉”更主要地体现在心理感知的意义上，在人与我的空间比较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便是现代人起码的现实感知方法，是发现和发展自己个性的必要前提。于是，在鲁迅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身上，都突出地体现着这样灵敏的自觉。《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对自己的处境、前途就有着极清醒的心理自觉。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真正看清狂人的心理是多么正常，他们那看似变态的精神委实是“自觉”的结果。

　　从边区教科书开始，对鲁迅作品的选择几乎都是基于工具理性的，且愈演愈烈。也就是说，在近百年来中小学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选择与阐释是处于非常态的。

　　美国学者阿历克萨·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目前正处于伟大的复兴时期，启蒙人的现代性，是我们关注的根本问题，如何利用鲁迅作品中丰富的现代性内涵，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有效引领，是教科书研究者不能忽视的问题。

　　首先，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关注鲁迅作品的梦想与激情意义。教科书总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一种文本表达，所选择的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特征。我们不难发现：教科书中对鲁迅作品的选择仅仅在最初时期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如显示白话文创作的实绩，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然而，从边区教科书开始，对鲁迅作品的选择几乎都是基于工具理性的,且愈演愈烈。也就是说，在近百年来中小学教科书中鲁迅作品的选择与阐释是处于非常态的，从而导致教学中有些紧迫、匆促甚而慌乱。所以，启蒙一定要恢复鲁迅作品中对自身主体性价值判断的独立性，寻找鲁迅作品普遍价值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