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主流被边缘化背后的国民心态
民众之所以又爱这些低俗的东西，主要是源于对正统说教的不满、对官员腐败的不满、对社会不公的反感，以及长期以来对官方宣传的不信任而引发的逆反心理。
主流被边缘化和道德教育的失误有关
道德教育的失误突出地表现为过分强调崇高道德，忽视道德层次性。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道德教育过分强调利他主义的原则，过分强调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等属于崇高范围的道德规范，并不是说这些道德规范不应当提倡，而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对道德底线的强调和遵守。这就使我们的道德教育过于空泛，落不到实处。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道德教育更注重层次性，更切合国民道德素养的实际水平，这应当说是一种很好的变化。但是，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因此也就把道德仅仅看作是那些底线的原则，忘记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理想性特征。也就是说，忘记了道德原则还应当适当地高于人们现有的道德水准。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似乎人人都有“利己”的倾向，于是，有些人就把“利己主义”作为我们应当提倡的道德原则。这样也就削减了道德本身的理想性特征，损毁了道德引导民众向上的精神与作用。
道德目标是有层次性的，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作为不同的理想引领人类不断进步。我们不能因为道德本身所具有的理想性而把它说成是空想，我们强调道德的层次性并不是要否定道德的理想性。如果我们的道德原则只能去适应我们现有的道德素养，那么，道德也就起不到它应起的作用，而且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低于现有的道德水准了。
对正统说教的不满造就逆反心理
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由此产生的逆反心理，也是造成对真善美的东西加以抵毁，主流逐渐被边缘，各种庸俗、低俗现象泛滥的原因。凡是传统认为美的东西都拿来嘲弄一番，凡是传统认为丑的东西都加以吹捧，对传统的道德教育斥之以鼻，采取抵制的态度，这种心态发展到极端时，就是对一切采取非理性的态度。
比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所谓“审丑”现象，其实就是这种逆反心理的体现。那些“审丑”现象的推手，自己并非分不清美丑，而是故意吹捧丑的东西，这种现象在网络世界显得更加突出，许多人把这种做法当作是宣泄自己不满情绪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另一些人则把“秀丑”作为出名获利的一种手段。甚至以绯闻和丑闻当作博取出位的手段。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往往把自己包装成反传统的英雄，甚至以调侃的方式故意把自己说成是传统道德观下的坏人，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出格言行标榜自己。
这种现象的出现还和对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错误理解有关。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对现存道德传统的解构本身具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这种解构引进到中国后，把本来是神圣的东西、崇高的东西变成了不值一提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负面的影响。特别是这种解构主义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时，它的影响力之大就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了。
从这种逆反心理的分析出发，我们也就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人们对“三俗”既恨又爱的问题了。从内心深处说，广大民众对“三俗”是极为不满的，而且真正从“三俗”中得益的也决非一般民众，而是那些通过“三俗”获得各种好处的权势者和富豪们。面对低俗、庸俗的文艺节目，一般民众只能付以尴尬的一笑，忙着数钞票的却是那些幕后的策划者。民众之所以又爱这些低俗的东西，主要是源于对正统说教的不满、对官员腐败的不满、对社会不公的反感，以及长期以来对官方宣传的不信任而引发的逆反心理，源自于希望借种种反叛行为来宣泄这种不满的欲望。
功利主义与拜金教
主流被边缘化，也是这些年我国社会出现的错误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发展观的必然结果。这里说的错误的社会价值观主要是指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片面强调。功利主义的最大特点也就是结果论，即以结果来评价一项社会活动或事业的成败。而这里所说的结果又不是指社会的全面发展，而是片面地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指标。
改革开放以前，长期以来，虽然我们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实际上却总是在以政治斗争为中心，民众的生活总是处于短缺经济的状况下。改革开放后，人们对物质东西的追求急剧膨胀，这种对幸福，甚至是对物质的追求其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一旦我们把这种追求变成人生的第一大要义，问题就出来了。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拜金教，而人也就可能成为唯利是图的人了。唯利是图的人的眼中是没有高尚和低俗之分的，只有对金钱的崇拜和对获取金钱和利益而带来的满足。
因此，主流被边缘，“三俗”泛滥，不能只说民众的道德素质不高，全社会上上下下都负有责任。一种错误的社会意识，错误的社会价值观得以泛滥，本身就是占主流地位的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未能发挥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是这种主流价值观没有很好地为民众所接受的结果，如果再进一步说，也许是这种主流价值观本身就出了问题的结果。
这些年来，我们也一直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和建设，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甚至学界对此都并非十分清楚。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反思我们这些年来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出现的问题，要想通过从上至下的批评或批判抑制“三俗”的流行，只能得到事倍功半的结果。 （作者：张传有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