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是“纸糊的窗户”，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就是投机分子的典型

　　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进一些投机者，这不可避免，也不足为怪。革命队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是件好事。问题是在革命过程中，党的组织要对每个参加革命的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思想教育；每个参加革命的人要自觉改造思想，真正树立革命人生观。地下斗争、武装斗争和监狱斗争是真枪实弹过硬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平时有虚假，关键时刻就要大暴露。纸糊的窗户，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是个小角色，却是投机分子的典型。他本是一个青年学生，追求南开中学一位女同学，但女方却看不上他。在当时进步潮流的推动下，他到华蓥山地区参加革命，做群众工作，想镀一层金，积累一点政治本钱。在乡下表现甚是积极热情，又颇能说会道，被发展入党，甚至当了联络员，了解不少情况。等到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他就溜了。回到重庆后忙着追女朋友，以下过乡为资本，信口吹牛。他为刘国定出卖后，一被捕就叛变。他带着特务四处抓人，当了军统的中尉。

　　■革命中的考验是非常残酷的，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叛徒蒲华辅、涂孝文没有经受住考验而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典型

　　《报告》指出：在监狱里，“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大多数同志是经受住了这种考验的。例如，江姐受刑昏死三次，她说：“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杨虞裳(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在受刑时对特务说：“我现在是在你们的老虎凳上保卫我们的党。”而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干部蒲华辅和涂孝文却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

　　蒲华辅是十年内战时期的老党员，1949年初在成都被捕。特务用酷刑(背“火背兜”)逼供，他熬不过，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领导人和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党员干部，以及与党有密切联系的高层民主人士，造成严重后果。涂孝文曾是党的“七大”代表，后任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为冉益智出卖，在万县被捕。特务用棉被蒙着他的头，乱棍毒打。他供出江姐等30多人，后果也十分严重。他们先后被押解到重庆，先在集中营内的杨家山受优待，后来关进白公馆。在狱中同志的劝告和教育下，他们拒绝再供人，拒绝参加特务组织，拒绝带特务抓人，终被敌人公开枪杀在大坪刑场。客观地讲，他们与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这几个死心塌地的叛徒有所不同，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这“失足”所带来的是多少人头落地!“失足”也不是偶然的。狱中同志对涂孝文的剖析是：“为人很小心谨慎，作事也踏实，不遇风浪确实是优秀的，但是在严格的考验下，仍然没有及格。”可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报告》指出：狱中同志“希望组织上对选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进一步的谨慎和严格。”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自身来讲，增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素质，则必须是自觉地、终身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