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共识：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报告》指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这一段话似乎说得绝对了一点，但却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真。个人私生活和革命大节之间往往并不隔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把众多烈士和少数叛徒加以比较，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烈士们都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他们热爱生活，眷恋亲人，喜怒哀乐，有血有肉。江姐的遗书、兰蒂裕的《示儿》诗，以及许许多多烈士的遗书遗言，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境界。而几个叛徒的一个共同特点，恰是在这几个问题上过不了关。李文祥是因为儿女情长不能自拔而终于下水的。李文祥于1948年4月为刘国定出卖被捕，关在白公馆。开始还比较好，只是苦念妻子。妻子熊咏辉关在渣滓洞女牢。特务利用李的弱点，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审讯，而且让他与妻子见面，每见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特务威胁他：“这是最后一面了。”他便彻底崩溃，在坐牢八个月之后，于12月叛变，出卖了他领导的16个同志(三人被捕牺牲)，主动要求“参加工作”(当特务)，并宣布了叛变的“三大理由”：“一、我被捕不该自己负责(是上级出卖)，而且坚持了八个月，与我有关的朋友应该已经转移了，如果不走，不能怪我。二、苦了这么多年(他常说，早年就作过县委书记)，眼看胜利了，自己却见不到。我死了对革命也没有帮助；参加工作(当特务)也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组织已经完了，我只能为自己打算。三、我太太身体太坏，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我只有‘工作’。”刘国鋕针对李文祥和冉益智说：“这种人连叛变也能讲出一大套道理!”令人不胜叹息。

　据狱中了解情况的同志揭发，其他几个叛徒在私生活上也都不干净，刘国定更是“五毒俱全。”对此，《报告》指出：“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总结经验教训)、(向上级)报告，相对来讲有问题比较容易发现，也有较多改正机会。而对私生活一般不太注意。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