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在这里，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他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被捕前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被捕前任《挺进报》特支委员)等进一步结成生死患难之交，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就在“11·27”大屠杀那天子夜，当渣滓洞的屠杀火焰还在燃烧之际，在白公馆的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十多位难友，乘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罗广斌终于活着出来，得以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参加了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他每天夜晚趴在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12月25日，即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的这份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成，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这份报告为七个部分，现在只存第一、二、三、七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报告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挺进报》事件引发的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第七部分即“狱中意见”八条，约3000多字，是《报告》的核心部分。面对敌人的屠刀，狱中的共产党员们争取活着，准备死去，满怀豪情，慷慨激昂；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沉着冷静，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着重从党的工作自身找问题。这是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披沥赤忱倾诉的真知灼见。在烈火与热血中，烈士们得到永生；在烈火与热血中，“狱中意见”八条也得以产生。

　■狱中同志认为：少数领导干部腐化是造成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元凶祸首刘国定由生活腐化走向政治腐化，从内部来破坏党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狱中同志们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叛徒人数很少，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是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报告》着重揭露了几个叛徒的内心世界和蜕变规律，久远地警示革命后来人。例如，大破坏的元凶祸首刘国定，重庆秘密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8年入党，先后担任巴县县委书记，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此人工于心计，城府甚深，察言观色，能言善辩，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锋头颇健，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和领导的器重。但是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他叛变后出卖了多位共产党员，因此受到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嘉奖和接见，并正式升为上校。

　“狱中意见”还提出领导机构(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狱中同志认为，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武装起义中牺牲)的人品是好的。但是在发现刘国定的生活作风问题后，却拿他没有办法，投鼠忌器，于是迁就。王璞无可奈何，只好买一套《三国演义》，回乡看小说，生闷气。“狱中意见”尖锐地指出，这种软弱无能、听任自流也是领导机构的一种腐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几个叛徒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以外，还由于在地下环境中，长期隐蔽，相对平静安全，缺乏激烈斗争的锻炼，少数人脱离党和党员的监督，容易滋长消极和腐化。